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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