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0—120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00-120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0℃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0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起点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0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习也精力充沛。
在生病期间，我和国明有过一次聊天。
那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件事：一年多前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联名发出了《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在这封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国明问我：“那12名知青中，一部分是文革前下乡的，他们与文革中“一片红”下乡的知青一样吗？”
我被他问得一下子没回答上来，想了一想，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是有些不一样吧？‘文革’前是动员部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一开始就很明确地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尽管那时也赋于‘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但主要还是从分流就业着想的。而六八、六九两届学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国明是70届的，当初硬要报名跟随我们六九届的一起到黑龙江来，他说：“那时候自己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像学校里学农军训一样，只是一种教育途径，下乡个两三年就能再回去，哪里会想到就这么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确实，下乡一年后，国明的70届的同学来信对他说，分配不再是“一片红”了，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的名额。于是他回上海找到学校，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
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年多，根本没人理他，最后只好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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