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非典的恐惧慢慢的不如当初那么强烈，防治工作也不似当初有些手足无措，工作的重点一是放在对已经发现的病例进行追踪，二是针对重点疫区返乡人员进行重点的排查，这样一来，防治工作的面就很大了，各地的政府都本着看好自家门的政策，在所有进出本地的道路对进来的人员进行登记和检查，发动所有的基层组织人员对返乡人员进行量体温检查，要求从重点疫区回来的人呆在自己家不要外出，等度过隔离期再出来。
这样一来，参与防治非典的人手就显得十分紧张，区政府派出所有可以派出的人员设检查关卡，这种24小时连续的关卡需要很多的人手，每个关卡都要派一名警察，一名医护人员，还有负责协助的人员，三班轮流转，一个关卡至少要九个人，重要的路口还不止，刚刚结束隔离的林燕妮每天就为协调各个关卡人员和后勤就忙的不可开交。
在这个时候，北京和广州这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大城市所来的人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那种来自皇城根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在省城里就出现了北京来的旅客被许多酒店拒绝入住而投诉的情况，迫使那些操着北京口音的旅客不得不为找个地方住而操心，而且一旦住下来，检查身体的就会如临大敌的上门来了。
尽管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从北京、广东等地返乡的打工者源源不断，这种特殊的流动，使那些企业因为没有劳动力而必须停产，也使家乡的非典防治工作增加了压力，有的村人手不够，不能每天上门去给返乡人员检查身体，就想了土办法，让返乡人员集中居住在村委会里变相的隔离，劝慰他们不要回家，万一自己是感染者害了家人怎么办。这种方法一开始还有效，但后来返乡人员发现隔离人越来越多，集中居住万一被别人感染了怎么办，于是又一哄而散，忙的基层组织是焦头烂额。城市里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时候就似一场人民战争一样，家门口有从北京回来的，大家都盯得紧，不消居委会去摸排，电话就有人打到了居委会，监督着居委会同志去上门做健康检查。
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谣言又四起，有的传说要在某天某天晚上十二点放爆竹辟邪，有的说要吃碘盐可以防治非典，导致碘盐价格上扬，忙的公安和工商团团转。区里一个派出所找到所谓“放鞭炮能辟邪”这个话的源头，是一对农村老夫妻，老夫妻坦然相告，是外地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回来的，说是听别人说的，老夫妻说反正自己老了，真得了非典也就算了，但孙子自己老夫妻带着的，要是得了病，自己没办法向儿子、媳妇交代，反正鞭炮也就几块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过这话告诉了隔壁，又打电话告诉了女儿，这样又传开了。调查情况报到区里，区里领导哑然失笑，一打听，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谣言在传播，区里也就让派出所对老夫妇警告警告，再布置各个街道赶紧想办法辟谣。
政府的公共事件应急机制面对非典危机开始了自我检讨，滨湖新区的领导们这次深深的感到应急机制不能再如以前那样会上强调，会后就放在一边了，实战是检验机制的最好方法，而机制也是在实战中成熟的。强有力的政府在面对非典危机面前显示出其优越性，庞大的层级组织系统在最短时间里发动了最多的人员，步调一致，措施得力。作为区防治非典领导小组成员的林燕妮明显的感觉到虽然工作很多，也有不少问题，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有序，信心也一天比一天足。
从隔离中获得自由的林燕妮对工作的热情极其高涨，以一副女强人的姿态穿梭在防治非典的各个一线岗位上，把办公室当做了自己临时的家。林燕妮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让区里的干部们刮目相看，都说林区长真不错，就连市委宣传部安排来采访防非一线典型，区委书记李飞当场就拍板：在咱们区领导当中就宣传林区长。
工作能让人忘记很多事，这个时候的林燕妮处在一种非典型的亢奋状态中，无论是戴斌或者是“客途秋恨”，都暂时忘记了。而且工作着是美丽的，林燕妮原本在省直机关养成的那种柔弱温婉的少妇形象改变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气质，让人感觉果断、利落而不失女人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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