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语）、中国**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如许良英、周培源等。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1937年抗战前夕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读过的人无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1920年，中国现代大学之父：蔡元培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大讲学。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需的报酬。并约定，爱因斯坦于1922年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但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没有前往北京。
蔡元培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回信：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受了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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