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就要去北京了。当我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和母亲的时候，他们开始并不相信。父亲说：“学校就是读书的地方，搞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小孩子们的瞎胡闹，在陵江闹闹也就算了，还能闹到北京去？”
我不高兴，说：“你总说我们是瞎胡闹，你不也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了吗？”我注意到前些天他从厂里拿回来一个工人纠察队的袖标挂在衣柜里。
他说：“我参加工人纠察队，是为了防止造反派来捣乱，维持工厂的正常秩序，保护援越物资的生产。”
当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一遍后，他将信将疑，说：“北京，以前可是皇上住的地方，现在可是**住在那里！”不过，这虽然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很高兴，让母亲把当年的新布票找出来，买了蓝色的新布，连夜赶着为我做了一件新衣服。又亲自到文具店给我买了一个新笔记本，那笔记本的封面图案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
北京，在他的心中，永远是既遥远而又神圣的地方。
那天早晨来到学校的时候，学校里一派节日的气氛，大门和主要道路的两旁都插上了彩色的旗帜，广播里播送着热烈的音乐，一辆加长公共大客车停在操场中央，车头前用绸布扎了一朵大红花，还挂了一块‘赴京红卫兵专车’的牌子。
柳月已经负起了她的责任，与石秀一起前前后后地忙碌着，在那条贯穿学校内外的大路两边，组织起了盛大的欢送队伍。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缓缓地驶出学校的时候，牵引着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送过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们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挤在车窗口，不停地向他们挥手，人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只有闻梅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出大门后，并没有象原先预想的那样开往市里，而是一上公路就掉转方向，向金鳞西路开去。闻梅这才告诉我们，上车前她接到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说现在通往陵江市火车站的主要道路都有造反派红卫兵把守，一些前往火车站的红卫兵专车已经受到了拦截，市中区的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把进京红卫兵专列包围了。因此，按原计划去北京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市里决定另派赴京专列，新的集合地点改在了蛤蟆嘴火车站。由各学校自己想办法赶往新的集合地点。
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蛤蟆嘴火车站在陵江市西北面的长江边上，从金鳞西路经过云龙区到蛤蟆嘴火车站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没有料到的是，当我们的汽车刚刚开到金鳞湾汽车站，司机就把车停下了，告诉前面有情况。大家涌到前面一看，远远地看见化龙桥上一片红旗飞舞，一大帮人正在那里摇旗呐喊。
我们所在地方的马路对面正好是金鳞湾汽车队，闻梅急忙让车开到汽车队里，停在了停车场上，然后让葛利江和我去探听是什么情况。
我和葛利江急急忙忙来到化龙桥东头，躲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向桥西头张望，只见那里聚集着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领头的正是工业大学的那个周文龙，一面面猎猎飘动的红旗上写着工业大学美术专科学校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字样。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在那一片红色中竟有一面我们熟悉的旗帜，白底蓝字写着“陵江市金鳞中学”几个大字，挥舞着这面旗帜的是谷易容。这时候我才回想起来，当我们的车辆从学校大门开出来时，在全校师生夹道欢送的行列里，没有见到谷易容的影子。
正在这时，从对面远远开来几辆汽车，其中有一辆也和我们一样地披红挂彩，车头前挂着一块红卫兵专车的牌子。堵在桥头的人们立即兴奋起来，一窝蜂地拥去，将那辆车截停在了化龙桥头。紧接着就有红卫兵模样的人从那辆车上下来，与那帮拦车的人争执起来，吵着吵着就听周文龙带着那帮人高呼口号：
“革命大串联人人有份。”
“不准保皇派独占赴京名额。”
几百人一齐挥舞着拳头，个个都义愤填膺的样子。
那些下车来的人就又回到车上，然后，那辆车转了一个弯，掉头开了回去。于是，我们赶紧跑回车上，向大家报告了看到的情况，
一个企盼已久，就要实现的梦想，突然间面临破灭的危险，大家的心立即悬到空中。
那时，金鳞中学还没有对立的一派组织，我们也没有参加到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中去，所以大多数同学对两派红卫兵尖锐对立的状况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切身的感觉。情急之中，大家一个个义愤填膺：
“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非要拦住我们的车？”
“我们开车冲过去，他们还敢真的拦了我们不成？”
“他们也欺人太甚，把学校的同学们叫过来，跟他们打一仗。”
……
一片吵闹声中，闻梅坚定地说：“大家冷静一下，任何可能引起双方冲突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
杨南雁说：“那天在工业大学，我看周文龙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可不可以去与他商量一下，让他放我们过去。”
闻梅摇摇头说：“既然谷易容也在那里，他应该知道我们几个人都在车上，这样的情况下还来拦车，是不会轻易地就放我们过去的。”
炽热的阳光照射在薄薄的汽车顶板上，又变成红外线幅射下来，人人头上都好象顶着一个火盆，闻梅的脸头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将那几粒褐色的雀斑淹没在了红色的背景中。
这时，葛利江说：“闻勤务，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闻梅紧皱着眉头问：“什么主意？”
葛利江说：“不过，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行。”
闻梅急切地说：“这个时候了，还卖什么关子，赶快讲。”，
葛利江说：“刚才我在桥头观察，发现他们拦下从云龙区开过来的那辆红卫兵专车的时候，对一起开过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拦都没有拦一下就放了过去，于是，我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当他一五一十地讲完了他的主意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
那个汤博这次也被选为了红卫兵代表，这时就在车上，他大声说：“我爸是车队的队长，干这事他有办法。”还没等闻梅说话，就跳下车去了。
不一会儿，汤博就领着他的父亲就来到车下。他父亲象是刚从修理车间出来，穿一身油迹斑斑的工作服，脸上还有几处机油的污痕，一身的浓重的汽油味，正用一团棉纱擦拭着满是油污的手。听了闻梅介绍的情况后，立即来了精神，说：“你们不要暴露了，就在院儿里呆着，车的事你们不用管，我来处理。”说完就叫了几个修理工，从队长办公室里拿出一套实施交通管制的家伙来，对他们如此这般地一番交待，那帮人穿戴起来就到街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和我们一样的加长公共汽车就开进了汽车队大院。车上只有十来个乘客。
那个大客车司机司从车上下来，他五十来岁的样子，黢黑的脸上挂满了迷惑。汤博的父亲迎上去，为他递上了一支香烟，毕恭毕敬地为他点着了，然后自己也点着了一支，边吸边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那个大客车司机听了汤博父亲的话后说，对造反派红卫兵非法设卡，为所欲为的行为早就非常气愤，愿意帮我们的忙，说着就回到车上，亲自说服乘客和我们交换了车辆。汤博的父亲还从他的队长办公室搬了一套锣鼓到赴京红卫兵专车上，几个工人在车上敲得来锣鼓喧天。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开出了汽车队的大院，快要接近了化龙桥的时候，那辆“赴京红卫兵专车”故意迟迟疑疑地停在桥的东头，引得守在桥西头的那帮人们挥舞着旗帜，呼喊着涌过桥来，直奔那辆车就去了，而我们所乘坐的公共汽车却趁机一加油门，从旁边超了过去，一溜烟地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车上立即响起一片欢呼的声音。
一路上，我们虽然又遇到一帮拦车的造反派红卫兵，但他们都没对我们的车发生兴趣，那个老司机就直接把我们送到了蛤蟆嘴火车站。
这是火车从陵江市开出后的第一个小站，只有一间小小的候车室，窄窄的站台上连雨蓬都没有，一块写着“蛤蟆嘴”三个大字的站牌孤零零地立在站台上，一挂没有车头的草绿色车厢静静地停在铁道上。
在我们到来之前，已有先到的人们在站台上列队上车，也有的人们正在整理队伍，三五成群的人们奔跑着赶往集合地点，呼喊声脚步声乱成一片。我们一行人进站后，在候车室里找到红卫兵总部的组织者，然后，按照预先分配的位置，上了给金鳞中学预留的半截车厢。我们班的四个人最后上车，座位正好在临近车厢连接处的过道旁，我和杨南雁，闻梅和葛利江各占了一排座椅。
渐渐地，进到站里来的红卫兵专车越来越少了，已经斜到西边去了的太阳在列车的一边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黑影，路基下的荷塘里间或地响起几声青蛙的叫声，随着蒸腾的暑气，飘过来一阵阵荷叶的淡淡清香。另外半截车厢里坐的是陵江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或许他们也经历了与我们大同小异的曲折和惊险，所以，与我们这边的人们一样，都下意识地没有人说话，对不可知的未来保持着警惕和担忧：谁知道会不会突然有一辆车冲进站来，跳下一帮造反派红卫兵，往铁轨上一站呢？
早已过了午饭的时间，大家都注意到了挂在衣帽钩上的一个个绿色军用挎包，有人打开来，看到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一条白色的毛巾，还有几听装在十分精致的铁皮盒子里的饼干。只是谁也没有动里面的东西，仍然将它挂回了衣帽钩上。
正在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煎熬的时候，只见陈焱从车厢的另一端走过来。他一脸的沉重，径直来到闻梅面前手，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问：“怎么少了一位——柳月同学呢？”
闻梅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是选举产生的，我们班代表人数太多了，就把她给选下去了。”
陈焱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自责地说：“都怪我忙昏了头，事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如果早一点知道，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挤出一个名额来。”
我们挤了挤，挪出点儿地方，陈焱就坐下了。听闻梅介绍了一路的曲折，他说：“这次出来，相当一部分学校都遇到造反派红卫失的阻拦，好在有惊无险，基本上都到齐了，不过你们的遭遇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回来向全市人民汇报的时候，可以讲得很生动——这个报告可以叫杨南雁同学来做。”他显然对上次杨南雁在市里的演讲留有深刻的印象。
杨南雁兴奋得脸都红了。
停顿了一下，陈焱问：“有一个叫卢鹏举的人，你们认识吧？”
闻梅说：“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
陈焱说：“刚才陵江市一中的同学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陌生人，一问：叫卢鹏举，说是你们学校的，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在火车上吗？”
我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陈焱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的事情太多，就把他交给你们了。”然后向车厢的另一头招了招手，卢鹏举就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了过来。
这时，又有一辆披红挂彩的大客车开进站来，陈焱朝窗外看了一眼，说：“最后一个学校的同学们已经到了，你们赶快把卢鹏举的事处理一下，不要把问题带到北京去。”说完，下车迎着那辆刚进站的车去了。
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让大家都不知所措，半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
卢鹏举低着头站在列车的过道上，总穿在身上的那件运动服上已有几处污痕，肩上斜挂着一个皱巴巴的军绿色的小挎包，许久没有剪短的头发凌乱地堆在头顶上，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狼狈中透出几分冷漠。
闻梅对卢鹏举问：“你是怎么混到车上来的？”
卢鹏举抬起头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体工队退役后去公交公司当了司机，这次被选来为你们开红卫兵专车，他把你们去北京的事告诉了我，我是搭他的车来的。”
闻梅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卢鹏举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毫无关系，有什么问题都由我一个人承担，请红卫兵同学们务必同意我这个小小的要求。”
车厢里响起一片反对的声音。
闻梅对大家挥了挥手，待安静下来后说：“你来到我们车上，是什么动机，有什么目的？”
卢鹏举说：“我就是想跟你们一起去北京，看看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搞的。”
闻梅皱起了眉头，长长地看了他一眼，问：“你是不是对学校对你所犯错误的揭发批判有意见，认为老师和同学们冤枉你了？”
卢鹏举低下头去，却什么话也没有说。闻梅停了一下，继续问：“难道连那封‘卢鹏举团委书记收’的信也是冤枉你了吗？”
卢鹏举又抬起头来，说：“这是我的错。”
这时，几个女生站到了卢鹏举前面，声色俱厉地问：“同学们揭发你对女生耍流氓是冤枉你了吗？”
卢鹏举低下头去，却并没有说话。这时，我看见杨南雁有些紧张，眼睛紧盯着卢鹏举，脸上泛出一片红晕。突然，她挤开大家走到卢鹏举面前，面对着他说：“请你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卢鹏举仍然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
杨南雁接着说：“你是不是想利用我们女生自尊自爱珍惜自己的名誉，不好意思站出来当面指认你的心理，用沉默来表示否认。”
卢鹏举再次抬起头来，翻起眼皮看了一眼杨南雁，也只是嘴唇间嗫嚅了一下，又将头低了下去。
杨南雁接着说：“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直接站出来指认你，但你也你没有勇气否认这是事实，那么，我今天就代表金鳞中学所有受到你侮辱的女生，教训一下你这个大流氓。”说着抬起手来“啪”地就扇了卢鹏举一个耳光，清脆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
卢鹏举猝不及防，身子歪了一下，连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脸上已经留下了一个红红的掌印。
那一记耳光点着了几个女生的愤怒，纷纷要揍卢鹏举，闻梅赶紧伸出手来拦住了大家，说：“杨南雁同学已经代表我们大家，给了他应有的惩罚，相信他能够吸取教训了……。”
正在这时，从脚下“哐哐啷啷”地传来一阵金属猛烈碰撞的声音。
大家也顾不得再问下去了，几个男生冲上来，一起动手将卢鹏举向车门处推去。卢鹏举仍然想留在车上，挣扎着扭过头来对着闻梅大声申辩：“真正的问题在于，白戈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我抛出来给他当替死鬼，而他却躲在角落里乘凉……”。在整个质询的过程中，卢鹏举白里透青的脸皮上都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这时才显出来几分迟到的生动。
大家不由分说，连推带搡地把他推下车去，列车员“咣”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当我和葛利江再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的时候，看到杨南雁把一支胳膊支在小茶几上，手掌托住下巴颏，挡住了半边脸，脸朝着窗外，谁也没有搭理。从车窗玻璃反射出来的影像里，看得见有一滴泪水从她眼角上滴落下来。
她刚才的愤怒，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想起了化龙桥上的“惊鸿一瞥”，心里便涌起一阵恐怖。
我又想，在杨南雁那一记耳光扇下去的时候，葛利江怕是已经猜到那张揭发卢鹏举的大字报内容是谁提供的了，也明白我与杨南雁之间的约定和默契了，便偷偷地瞟了葛利江一眼，发现他也正拿眼睛斜睨着我，似乎是在说：“哼，瞧你们演的这一出哑剧。”慌乱之中，我下意识地一扭头，把眼光转向车窗外面。
列车一阵剧烈的摇晃，一声长啸，便“轰轰隆隆”地奔驰起来。空荡荡的站台上，只留下卢鹏举一个人孤零零的身影。
直到这个时候，车厢里才响起了一片“嘁嘁喳喳”咀嚼饼干的声音。我打开了一听饼干，一股浓烈的奶油香味立即从盒子里窜了出来。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吃过这样的饼干，于是，我只从其中拿了两块，便轻轻地合上了那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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