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白戈的批判按原计划进行，中学生红卫兵和红岩战斗队毕竟集中了学校的大部分人才，分十个专题写出的批判白戈的大字报覆盖了学校的主要墙面，每一篇大字报都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剀切详明，逻辑严密，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兴趣，大家第一次看到了这些问题在教学工作中的存在，开始思考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的意义。校园里看大字报的人中，既有本校的老师和同学，也有外校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人，还不断有人来索要资料。于是中学生红卫兵发动起来，自己进行油印，刻腊板的刻腊板，油印的油印，装订的装订，一时间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大楼里直到深夜仍然灯火通明。
然而，社会上的情形与此却是泾渭分明，造反派红卫兵利用两具尸体大肆宣扬“体育场惨案”，谴责走资派和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而保守派却反击他们冲击批判大会是干扰对走资派的斗争，贼喊捉贼栽赃陷害恶人先告状开“打砸抢”的恶例。每个工厂每个学校及至每个家庭内部成员的政治立场都开始了剧烈的分化，所有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明确自己的立场，参加到不同的阵营中去。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起来申诉自己的观点，自发地召开大大小小的辩论会，街头巷尾都用建筑用的木跳板搭起一个个的辩论台，大街小巷都游弋着装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到处都爆发了不同观点人们之间的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力量上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开始发生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北京传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支持造反派的消息，其次是原先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驻军部队，不事声张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两派的争执保持中立的态度，导致人心向背也悄悄地发生了的变化。
然而，使两派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却与这一切都并不相干，而是几年前发生的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
这天，《陵江日报》社的造反派又以号外的形式表了长篇调查报告《程旭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做了什么？》，揭露了程旭东在一九六○年前后，向中央隐瞒陵江市因数十年不遇的大旱导致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大幅度夸大粮食产量，持续向国内其它灾区大规模调拨粮食，致使陵江市农村在那一段时间里严重缺粮，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同时，还报道了程旭东因此而受到中央批评后，对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人实施打击报复，进行残酷迫害，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
生活在陵江市的多数人往前数二三十年，都是农村人，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家庭都有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农村亲戚。这张报纸发行以后，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那场灾难的惨痛记忆，为对这场灾难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的人们发泄郁积在心中的愤怒撕开了一个从来就未曾愈合过的伤口，立即成为全市人民街谈巷议的热点。
程旭东的形象彻底坍塌了。
一些基层工厂出现了陵江市工人纠察队造反联络站之类的组织，工人群众中的造反力量开始聚集。一些中学生红卫兵也对总部的方向提出了质疑，要求展开路线方针大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
新的分化开始酝酿。
那天，我正将一块刚刻完的腊纸从铁板上揭下来，葛利江捧着一叠油印纸从我跟前经过时，顺手将那份报纸“啪”地拍在了我桌子上。
读了那篇报道，字里行间讲到的情况让我眼圈红了，我想起了我的外公。
我母亲的老家在离陵江市几十公里的农村，她是解放前为逃避一桩“童养媳”的婚姻独自一人逃到城里来的。解放时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成了厂里的一名正式工人，对比仍然是乡下人的舅舅舅妈等一干亲戚，母亲是外公外婆一家人的骄傲，因此外公外婆舅舅舅妈等乡下的亲戚经常到家里来走亲戚。农村闹大饥荒那年，外公身体有病，断粮之后，在农村住不下去了，就来到我们家。然而这时也正是城市里也十分困难的时候，每月的粮食猪肉食油副食品甚至蔬菜都按人头配给，当时又正值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母亲被工厂“压缩”回家，成了一名编制外的家属工，相应的福利待遇锐减。全家人的生计仅靠父亲一人的工作勉强维持。外公来我们家住了半年以后，我们家也实在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父亲在与母亲吵了一架后，向外公表达了不能再留他住下去的意思。外公在我们家极端困难的时候来到我们家，而且住了那么长的时间，孩子们对外公的印象都不怎么好，当母亲搀着他走出家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们三个待哺的雏鸟般挤在门口的孩子，把拄着的竹竿由右手换到左手，然后抬起右手，向我们缓缓地挥动。这时，他那勾偻着的身子干瘦腊黄的脸面颊上那一颗大大的黑痣以及那眼睛里的愧疚和绝望的神情，象两排尖锐的牙齿咬在我的心上。外公是从农村家里走出来的，应该知道家里的情况，因而在他的眼神里大概已经包括了与我们告别的意思。果然，回去后不久，他就死在那里了。从此，外婆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回来的时候，葛利江看到我一脸的阴郁，问：“你们家也有在那场大饥荒中死去的亲人？”
我点了点头，说：“我外公就是那年死的，死于因吃了观音土而引起的全身浮肿。”
他的脸上也是一脸从未有过的沉重，说：“我婆婆也是在那场饥荒中去世的，听我爷爷讲，死的时候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
“可我们还把他当作党，明明暗暗地来保着他。”
“上次在体育馆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本来是与陈旭东划清界限的一次机会，可惜……”
“看来，我们怕是要被这家伙拖下水了。”
“从今往后，我们的日子怕是有些难以为继了，联合才是生存之道，大的形势我们左右不了，在金鳞中学，谷易容也说要批判白戈，我们又正在筹备召开白戈的批判斗争大会，能不能考虑与‘火炬’联合召开这次会议，试探一下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呢？”
“倒不是不可以试一下，但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时，柳月走过来，问我：“你这版腊纸还没刻完哪，那边等着印呢。”她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一阵风似的带过来一阵油墨浓郁的清香。
我连忙将那张腊纸交给了她。
她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白戈批判大会就要召开了，你们写一个会议通知吧。”
想起我和葛利江刚才的一番对话，我试探着问，“抬头怎么写？还是‘全校革命师生’吗？”
她大叫起来：“你神经‘短路’了吧？你看谷易容那小人得志，癞狗长毛的样子，上次赴京红卫兵汇报会让她们参加，倒好象是为他们召集了一个全校大会，给了她们提供了一个在全体师生面前登台露脸的机会，成了我们搭台，他们唱戏。”
葛利江说：“要不要找闻梅问一下，看看她是什么意思？”
柳月不屑地说：“你们找闻梅问吧。”说完转身走了。
当我们找到闻梅的时候，她正送陈焱从大楼里出来。陈焱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正在准备批判白戈的材料，他握住我们的手使劲摇了摇，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转身走了。
我问闻梅：“他来干什么？”
闻梅说：“那天在体育场召开深入批判陵江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我父亲也在被批判斗争的人里，他担心我想不通，特别再次来向我解释。”
葛利江说：“这么大的一个行动，难道你们勤务员们没有开会商量吗？”
闻梅说：“勤务员开过会，只是那时我在北京，时间又仓促，没能够通知我参加。”
我说：“我看那天陵江市的党政领导人员都在里面，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大会，难道就是中学生红卫兵勤务员们一商量就能开成吗？”
闻梅说：“哪里这么简单，决策过程中不仅中学生红卫兵内部要统一思想，而且还要与工人纠察队总部进行沟通，同时还要与市委进行协调，各方达成一致后才能召开。”
葛利江说：“这么说的话，那天的会议也是得到市委的认可的了。”
闻梅说：“那当然啦，要不，我们怎么能把市里的领导一齐都弄到会议上来呢？陈焱急急忙忙从北京回来，就是做这件事来了。”
我说：“怪不得，没几天功夫，他就明显地瘦了。只可惜用心良苦，却功亏一篑。”
闻梅动情地说：“几万中学生红卫兵的命运压在他的肩上，他是真的不容易。现在造反派上面有中央的支持，下面有群众的同情；而我们却是外部有造反派的打压，内部有人造反，即使在总部内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说他左了，一派说他右了，互相势如水火，他现在是左支右绌，心力交瘁。”
望着陈焱走去的方向，我心里却对闻梅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感动，她的父亲被批判斗争，不也让她身陷其中，面临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窘境吗？
我说：“白戈批判大会的材料快准备齐了，柳月让我们写个会议通知，通知抬头是只写中学生红卫兵和红岩战斗队呢，还是象上次赴京红卫兵汇报会一样，通知全校革命师生都参加？”
闻梅斜睨着我们说：“你们的意见呢？”
葛利江说：“这不是来请您的示下吗。”
闻梅说：“你少给我酸文假醋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糊涂。”
葛利江问：“为什么呢？”
闻梅说：“你们想想，他们会同意吗？现在他们是顺风顺水，恨不得把我们都生吞活剥了，你们没见谷易容那个样子，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决不会与我们再有什么‘同台演出’的可能。”
离开的时候，闻梅指着葛利江手中那张载有长篇调查报告《程旭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做了什么？》的报纸说：“把你手里的报纸借给我看看，刚才陈焱还特别对我提到了这篇报道。”
葛利江在把那张报纸递给了她。
金鳞中学的图书馆是靠山根的一座呈L形的二层小楼，北面与大操场和教学楼一路之隔，地势开阔平坦，种了些低矮的槐树，西面紧邻员工食堂，东面和南面种着高大的梧桐树，排水沟里阴凉潮湿，长满了青绿色的苔藓，外墙上覆盖着“爬山虎”层层叠叠的叶片，只在屋檐下露出青灰色的墙砖，平时里十分幽静。小楼的二层是书库，一层是阅览室和几间工作室。火炬战斗团和风雷战斗队成立后，学校在图书馆一层的工作室里腾出了两个房间，作了他们的队部。当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谷易容正指挥几个人往她的队部搬运桌子板凳和各种办公用具。
葛利江笑着问：“谷团长，忙着呢？”
谷易容回过头来，看见是我们，就说：“什么谷团长？我们也是叫勤务员。”她不知在哪里找了一身旧军装穿在身上，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子。
葛利江说：“哦，谷勤务，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一个批判白戈的大会，想和你们联合起来开，您看可以吗？”
谷易容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说：“你说什么，和我们联合起来开？你吃错药了吧！你们保皇派已经是秋天里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还想跟我们联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
葛利江满脸的委屈，说：“你看看，我们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邀请你们一起来搞，本来是想让你们捡个大便宜，你却这样说，有些不尽人情了吧。”
谷易容说：“谁跟你讲什么人情。回去告诉你们的闻勤务，她要是真正认识到回头是岸，就旗帜鲜明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一边来，彻底跟她老爹划清界限，揭发她老爹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罪行。”
谷易容的一席话大出我们的意料。葛利江忙说：“你要不愿意就算了，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谷易容说：“至于你们俩嘛，如果肯写出一张退出中学生红卫兵的严正声明，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收容你们。”
他们一帮人一阵大笑，说：“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我们连忙落荒而逃。
谷易容还在喊：“——但不包括那个柳月。”
我边跑边说：“谁让你说要跟他们联合的。”
葛利江说：“我也就是碰着了，有意无意地想试探她一下，谁知她‘给个棒槌就当针’，还这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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