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海州市市委书记严波就带着刘秘书向兴隆县出发了。这是他到海州以后第四次去兴隆县了。
一周前，海州市委召开了上半年全市经济形势分析汇报会，会上他了解到，除兴隆县以外其他各县上半年的工作基本还可以。今年的小城镇建设计划生育农民增收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各县都完成的比较好，其中三个县上半年的农民增收还超过了去年同期三四个百分点。唯独兴隆县，上半年没有完成一项市里下达的指标任务。这不能不让他特别关注兴隆县的工作。
兴隆县去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仍不足六百元，这是摆在严波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提高那里的农民收入，一直是严波这些日子最揪心的一件事儿。眼看着今年的夏收又要结束了，兴隆县的农民今年夏收情况怎样？能不能比去年增加一点儿？他要去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兴隆县离海州市一百五十多公里。汽车出市区没多一会儿就驶入了峡谷中蜿蜒崎岖的泥土路。沿途，严波从车窗里看到，山坡里一派冷清萧杀的景象，一点儿也没有夏收的繁忙气氛。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酸楚。这样的地方，农民增收的渠道在哪里？农民脱贫致富的出路又在何处呢？他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他觉得必须把这里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向省上汇报，争取特殊的扶持政策。否则，靠现行的扶贫政策和办法根本解决不了这里的实际问题。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缓行，严波的思绪回到了自己来海州前，临行时省委万书记为他践行时的那段情景。。
三年前，严波被省委派到海州来“掌舵”，临行的时候，省委万书记在省城的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饭店里专门为他备了桌践行酒。席间，万书记郑重地对严波说：“老严啊，这次安排你去海州，省委可是下了大决心的。海州是全省十三个地州市中最贫困最落后的一个市，也是全国的重点扶贫地区。全市六个县，有五个县是国列贫困县，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方面都非常落后。特别是受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海州人的思想普遍比较保守，观念也很陈旧，你到那里去，工作上肯定是有阻力的。要尽快熟悉那里的情况，适应那里的环境，从实际出发，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希望你在三五年内能初步改变海州的面貌，做出让省委满意的成绩。”当时，他向万书记表态说：“我给省委立下军令状，改变海州贫困面貌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八年内彻底甩掉贫困貌子！完不成这个任务我誓不回省城！”万书记说：“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舍下身子去拼才行。不然，你的誓言将会落空。”临别时，万书记握着他的手说：“有什么问题及时向省里汇报，省委会从各方面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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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猛地颠簸了一下，打断了严波的思绪。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他问司机：“还要多长时间能到兴隆县城？”
“还早着呢！”司机抱怨说“这是啥破路吆，一小时还跑不上三十公里！”
“不急，慢慢走。”严波说。
天擦黑的时候，汽车进了兴隆县城。刘秘书给兴隆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估计办公室的人已经下班了。严波掏出手机直接给县委书记王恩泽打了个电话，王恩泽在电话上说他今天上午刚到五风乡，问要不要马上回来，严波说就不要回来了，他今晚在县城住一宿，明天也去五风乡。王恩泽在电话里说他给办公室安排，让县委办公室做好接待。严波说不用了，他晚上还有其他事情，县上的人就不要管了。其实他晚上啥事儿也没有，只是不想弄那些让下面的人阿谀奉承的事儿，他讨厌那些事儿。他和刘秘书司机三个人在兴隆县城找了一家比较干净的饭馆，随便吃了点儿就到县政府招待所登记了两个房间住下了。刘秘书和司机住了一个标间，他住了一个套房。坐了大半天的汽车他觉得很疲乏，想早点休息，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到明天又要去五风乡，三年前自己在五风乡的一家农户中遇见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三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是夏收刚结束的时候，严波从省城来到了海州。他到海州以后没有按常规形式召开“见面会”，也没有提出什么一个突破两个提高三个实现等口号式的奋斗目标，而是一头扎到农村里，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各县乡村摸底子。每到一个县乡，他不召见县长书记，也不听乡长的汇报，只要一名乡上的干部领着他到村里去。晚上住在村里农户家和农民聊天，拉家常，白天让农户领着他去地里看秋田禾苗的出苗情况和地里的墒情。每到一个村子他都是挑选两类人家——家境比较好一点的和家境最困难的。到家境好一点的农户，他问户主：“一年下来能打多少粮食？经济收入有多少？”农户说：“有个啥收入！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能吃饱肚子就算是老天爷睁眼了，过年的时候能割上二斤肉就算是有福份了。”在他走访的村子里，像这样回答他的农户没几家，多数农户都说一年里有半年吃粮，半年吃菜，当然粮食和菜水都是搀和着吃的。还有几家农户说，一年里有半年的日子在家里过，还有半年在外面想办法。严波知道，他们说的“在外面想办法”就是在外面要饭。他清楚地记得，在五风乡一个叫王家坪的村里走访一家农户时的情景。。
那天午饭后，他信步到了村头上的一家农户家里。这家共有五口人，夫妻两口子大约四十多岁，一个约莫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大概是主家的老娘，还有两个孩子，大一点儿的是个女孩，约七八岁，小一点儿的是个男孩，有三四岁。屋子里只有一个土炕，炕上一张破竹席上堆着一床十分污秽露着棉絮的破被子。他问主家还有没有其他房子？主家显得很羞涩，喃喃地说：“再没有了，就这么个屋子，想再拾掇点儿房子，但手里没钱，没办法。”
他边听主家说边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屋子有三十多个平方，靠里面的墙角上堆着一堆青皮豆角，好像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嫩绿的豆角上还有湿漉漉的水分。当门中间的地上，用泥巴垒的一个约五寸高直径约二尺大的圆形火坑，火坑里还有几块没燃完的树根正冒着青烟。离火坑约一尺高的上面，三根高粱粒儿粗细的铁丝吊着一个瓦罐，瓦罐里半罐子水正冒着热气，大概那就是这家人的灶具了。屋子左面的墙上，几个木头橛子上挂着几件农具和一根指头粗的麻绳。在靠迎门口正面的墙根儿上，有一个约二尺宽，五尺长，被烟熏的乌黑的木柜，看样子有几十年了。柜子上摆着几个不知是哪辈人留下来的青花瓷瓶子，大概是用来装油用的。除此以外，屋里再没有任何东西了。坐在炕上的老人显得十分慈祥，问主家：“是从远处来的客吧？”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好像很怯生，躲在老人的脊背后面，两双沾满眼屎的小眼睛胆怯地朝他张望着。看着眼前的这些，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心里一阵阵的酸楚。他摇了摇头，心想，都啥年代了，怎么会还是这样啊！同在一个蓝天下，都是国家的子民，难道这里真的是被遗忘了的角落？国家的“三农”政策咋就在这里没起一点儿作用呢？主家并不知严波的心思，勉强做着笑脸难为情地说：“您看，连个让您坐的地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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