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发货币流向之股市
吸纳超发货币的另一重要领域是股市。
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
中国股市一开始就承担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定位。我国设立股市的最初目的之一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使得那些亏损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起死回生。这种定位决定着，中国的广大投资者将为国企改革承担责任。
2000年3月15日，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中国证券报》记者问：“中国证券市场目前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四千多万投资者，请问朱总理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国企改革与脱困今年进入决战之年，中国证券市场能为国企改革提供哪些服务？”
朱镕基笑了一下说：“你问的问题不好回答。”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挺了下身子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实，资本市场的功能，不仅是融资，更是一种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平台：民众把暂时不用的资金，“借给”亟需发展资金的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收益，从而实现比把资金存入银行更高的收益（与通胀指数相比，中国目前已经步入负利率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双赢的。然而，对资本市场转嫁改革成本的初期定位意味着，股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实是单向的平台，即股民向企业和强势既得利益者输血的平台。
中国股民一直不能获得稳定的回报，不仅是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因素，也是影响中国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拉动内需实现民富国强的障碍。
放下这些不提，股市对货币的吸纳作用也是赋予它的职责。
股市吸纳货币
我们知道，2003年，中国赋予房地产吸纳货币的使命，房价开始飞速上涨，而股市也一样。与房地产不同，股市要扩大吸纳货币的能力，必须解决一个障碍——股权分置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看起来国有大股东给了流通股一些补偿，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依然是国有股东。因为，国有大股东当初上市时并没有以现金在市场上购买股份，而是以远远低于真实市场价的资本估值而获得的股份及控股权，这些股权一旦上市流通，获取的收益是非常惊人的。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货币步入超发轨道的时候。也就是说，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消除了股市对超发货币的吸纳阻碍，同时，也使国有股股价连涨数倍，做大了国有资产。股权分置改革提升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拉升股价的动力，这意味着，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在利益方面有了共同点。2005年6月6日，上证综指从998.23点开始起飞，到2007年10月16日，创下了6124.04的历史高点。
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使得股市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重要场所。2007年10月16日左右，沪指登上6124点的历史高点时，两市A股总市值约为27.5万亿元人民币。而2007年11月6日，中国石油以约7万亿元的总市值高调上市，使两市总市值达到33.62万亿元。
从吸纳到蒸发：香消玉殒
在货币持续超发后，常年累积的能量终于如岩浆般迸裂。2007年，物价飞涨，犹如火一样燃烧。中国缺少像美联储那样明确的注销货币的机制，这使得通过股市蒸发货币消灭购买力成为选择。
随后，中国股市惨烈大跌，使财富迅速缩水，持续飞涨的房价立即掉头向下。国内开始出现通缩苗头。到了2008年10月16日，沪市总市值仅剩10.5万亿元，流通市值为3.1万亿元。一年以来，两市的总市值已经蒸发超过20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75%的GDP被蒸发掉！
如果理解了2007年通胀最严重时，政府对控制物价的严厉态度，就不难理解中国股市的这种看似怪异其实非常明了和直观的走势。股市下跌将部分购买力蒸发，成为从源头上抑制通胀的捷径——这正是我从2007年9月开始呼吁A股空仓的判断依据之一。
但A股更重要的作用是融资，从股市成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功能始终都很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判断中国股市的大趋势。
实际上，每每想到这一点时，我都忍不住痛心。2008年，在股市大跌时，我也曾呼吁政府救市。我的想法是：在全球哀鸿遍野的时候，在很多优秀企业濒临破产的时候，中国如果能够保持住资本市场的稳定，更有利于走出去，对外展开收购，这种机会转瞬即逝。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股市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跌得都惨，首先实现了自残，以至于使自己也陷入危机之中，再无力走出去。
实际上，中国买那么多美国国债，还不如多买些企业的股权——这也是我前面曾提到的——通过这种途径介入甚至控制外国的一些优质企业和资产。比如花旗银行，2006年，它的股票曾达到每股55.70美元，市值达到2772亿美元，而在2008年跌到3美元，2009年的3月6日，更是在盘中跌至0.97美元，与最高时期相比，跌幅高达98%，总市值只剩55亿美元，与中国的上市银行相比，它仅仅高于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这两家城市商业银行，低于当时我国A股所有其他上市银行。
不仅金融业，美国优秀的制造业同样跌得惨不忍睹。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股价在一年时间下跌90%，到2008年年底跌到3美元。对于中国而言，诸如此类的机会实在太多，而都被错过了。
中国的行事方式，缺少大棋局观。
扩大吸纳的海绵
我们已经知道，融资一直是股市的最大功能。既然如此，那么，股市对资金的吸纳能力毫无疑问也会加大。
2007年，A股市场首次公开募股（IPO）创历史纪录，沪深两市IPO募集资金约4771亿元，加上再融资3657亿元，2007年A股融资总额突破8000亿元，超过2002~2006年5年间的融资总和，也超过了美国的融资总和，中国IPO金额全球第一。而名列第三第四的巴西俄罗斯股市，新股发行规模只有200多亿美元。
2008年上半年，在股市一路下跌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情况下，A股依然融资2437.22亿元，与2007年上半年同比上升25.31%。
2009年，A股市场股权融资规模达5125.26亿元，融资规模居全球第一位。
2010年，政府投资发展到关键时候，当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截至2010年年底，531家公司在A股市场融资10275.2亿元（包括A股IPO再融资和债券市场），成为A股有史以来最大的融资年份。其中首发347家融资4883亿元，超过全球IPO融资总额的一半，再创全球第一。2010年的首发市盈率高达58.33倍，部分新股甚至定出了市盈率超过百倍的“天价”。许多公司已透支未来多年的发展。最为典型的便是海普瑞，询价机构与保荐机构互相捧场，询价机构的最高报价竟然达到250元，公司发行价最后定在148元，超募资金50多亿元。
2010年5月6日，中国第一高价股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挂牌交易，开盘166元，涨12.16%
其实，从股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功能并非仅限于融资。
对股市简单化的定位是投资者无尽的哀伤。
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时间，平均每年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而中国仅仅用20年的时间，就已发行了2000多只股票——这其实也是一种泡沫，一种因过量融资造成的横向扩大累积的泡沫。
由于过量融资，2010年，A股表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仅略好于西班牙股指，居全球倒数第二。
无节制的融资所产生的抽血效应，使得A股投资者难以获得与其出资金额相对应的稳定的回报。当然，单就这个时间段而言，自从2010年6月进入新周期后，在泡沫累积期会带来机会，问题是，泡沫的累积必将破灭，而泡沫破灭后依然是财富的蒸发，留给普通投资者的依然是伤痛，A股的赚钱效应很难保持稳定和持续。
伦敦商学院的埃罗伊路?迪姆森保罗?马什和麦克?斯丹顿研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股市回报率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的相关性几乎不存在。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超量的货币供应和超量的新股发行，以及资本市场的利益输送等弊端，稀释了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和权益。
因此，投资中国股市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特殊性。在趋势判断和股市投资中，必须考虑这些看起来“外在”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内幕交易的巨大危害
除了融资规模的扩大，内幕交易等问题也是对普通投资者的巨大危害。
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主体总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市场，以引导行情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行进。比如，那些握有重仓的机构对市场总是表现出信心十足的一面，无论何时，他们总是市场人气的引领者，欺骗普通投资者跟风，等到他们将股票抛掉，又立即变脸，成为唱空者，以促使股市下跌，等着在低位收集散户投资者带血的筹码。
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
2001年1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对吴敬琏的访谈，吴敬琏谈了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其间谈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由此联系到之前一年，吴敬琏曾就“基金黑幕”一事发表了鲜明观点，坊间将这一系列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
赌场论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常态。这个缺陷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影响市场操纵股价的工具，加之监管漏洞的存在和众所周知的腐败因素，使得内幕交易得以在这样的土壤下生长。
内幕交易者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扒手”，他们在牟取不当暴利的同时，制造不公，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动摇资本市场的基石。因此，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加大对此的打击制裁力度。
由于西方国家的法制观念已经培养了数百年，监管体系比较系统和完善，上市公司竭尽全力为股东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炒概念讲故事言而无信内幕交易等现象并不容易发生。比如，某某股票上涨之后，上市公司出台了利好消息，那么，监管部门就可能深入调查，那些利用信息优势牟利的人将受到法律极为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有的股票连拉了几个涨停之后，利好消息出来了，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遗憾自己没有提前知道相关消息。
市场的错位已经把投资者的心态扭曲到了如此地步！
有时候不能不感叹，不同的制度环境，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也培养了不同的思维行为方式。当下的中国，投机之风弥漫，缺少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与这种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怨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好的机制都是靠每个人的努力推动的，而不是等来的。
以制度打击内幕交易
其实，内幕交易行为并不难追查，关键是制度。
比如，中国市场存在着较多的重组行为，一些提前掌握非公开信息者（如公司高管），可以提前通过他人账户布局，潜伏下来，而对其他人则严守秘密，股价未曾出现明显异动。然后，等重组信息公开后，股价连续上涨，潜伏者获利了结。
这种内幕交易形式比仅仅借助信息获取时间差牟利的行为更为隐蔽，获利，危害也更大。因为，公司的高管可能为了事先潜伏账户的收益而盲目重组，这种重组由于是拿公司的规划股东的资金来满足个人私利，重组的质量往往非常糟糕——当然，这也不是内幕交易者最关心的。
尤其实行股改以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利益与股价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上市公司讲故事制造各种题材的冲动更加强烈，一些缺乏责任心的高管往往只求短期效应而忽略实质性效果，许多投资打水漂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我曾经撰文建议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不仅要关注股价的异动，也应关注重组等的实质性效果，对于明显有违常识造成重大损失的重组，可重点监督，看重组投资前后，伴随着股价的大起大落，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但是，制度缺陷决定着，在中国，股市要想走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正规程度，要经过一个十分曲折和痛苦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其实，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靠的从来都不是惰性十足奴性十足的劣根性，靠的是积极的推动，靠的是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
货币危机的源头
有一点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货币超发，终归是已经发出来了，无论它在哪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与其手忙脚乱地去控制物价，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住货币超发的闸门。毕竟，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问题。
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货币泛滥存在着巨大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十年M2已增长450%，继续增大的话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泡沫升腾，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经济体制不一样，对货币供应量的容忍度也不一样，指标缺乏可比性。但一般而言，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
2010年11月2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货币供应量超速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资金流动风险必须高度关注。“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家庭投资者金融机构企业等方方面面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李稻葵建议，宏观经济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甚至应该控制资产价格。李稻葵所指的系统性风险，还包括大规模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下滑，以及资金从过度宽裕到紧张——全球从流动性过剩变成“冷水澡”，如果国外金融情况收缩，资金无序地大规模地流出，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同样发出警告的还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他在2010年9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新巴塞尔协议降低了非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杠杆率，但如果中央银行仍然不一致，创造巨大的货币供应，危机还照样爆发”。他呼吁控制货币发行。
但中国的货币供应减缓几乎是不可能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撰文指出：“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与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发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那么，中国必然因此走向与泡沫的博弈之路，战胜泡沫，或者被泡沫摧毁。除此，似乎没有中间路途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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