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古代治国之论，治理国家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中策纲目并举，有为而治：下策是劳师天下，夺民而治。天下之事朝廷有可管者，有不可管者。可管者不管则乱，不可管者而管则锢。政者之道，就在于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如果政府管了商人的事，与民争利，就违背了经济的自然之道。”
苏珊娜要了一杯白水，继续说，“西欧经济腾飞，对那边的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西方垄断资本利用高新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使蛋糕越做越大，资本、劳工和社会三方都能从中分享红利，西方劳工也是既得的食利者，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为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劳资关系从对抗时期转变到合作、谈判和协商一致的时期。工运普遍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无需经过阶级对抗，就可以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道路，也就助长了劳工运动的非政治化、非激进化和工运的官僚化。”
她做了停顿，从一包从北欧带来的女性香烟，抽出一支，德里斯佛特打亮火机，很绅士地给她点上。苏珊娜深深吸了一口，优雅的吐出烟圈，“而我们东欧则是另一道风景线，由于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企业几乎都是国营。在这种状况下，劳工和企业的抗争，并非劳资纠纷，而是针对政府的抗争。对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反应，只能是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因此，东欧的工运一开始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运动，如波兰团结工会。”
“顺便谈谈教会，” 苏珊娜接着说，“即使在欧洲，天主教会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这里的教堂比你们那儿的庙宇多的去了，善男信女占人口的大多数，牧灵有教化的妙用，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是必然的天敌。天主教信仰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任何社会体制都无法忽略宗教的存在，在欧洲尤其是如此。”
随即我们请教他们，在东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社会角色。德里斯佛特把这个话题接了过去，他说如果让他回答，会感到很有趣，“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涵，在我们这里的主流看法是：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可以几乎划等号。贵国也是这样定义的吗？”
大成回答：“古人言‘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进退荣辱不敢忘忧君国，针砭时弊，对道德、社会各方面具有深刻的责任感。” 德里斯佛特高兴地说，“看起来，在东西方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传统几乎一致。值得庆幸的是，东欧已经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而且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注，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逻辑的解答，也就是哲学的批判。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对东欧的社会发展是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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