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斯大林还没有足够的闲情逸志也没有那样的绝对权力地位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会见亲信并做出各种决策。做为名副其实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近些年来的工作毫无疑问越来越繁忙，压力也越来越大。
建国后的十余年来虽然农业生产总的情况有很大改观，但1928至1929年富农们以各种手段的集体反抗终于使斯大林最终下定了决心：必须要对这些人来一次彻底的清理。内战中农民反对派对斯大林的羞辱乃至苏联建国初期因为农民们的不合作所导致的波兰战役的破产乃至大面积的失地是斯大林永远也难以忘怀的，苏联的农民远远并非中国的农民那样的革命力量。大萧条的到来也使得斯大林及其亲信认识到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然而，刚刚只不过经历了1930年一个相对较好的年头，1931至1932年的旱灾与粮食歉收便席卷了全国。富农们的对抗及引起的更为暴烈的措施、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各地区粮食囤积与征购比例的增加、还有掠夺粮食在大萧条时期换取重要物资的种种经济政策使得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乃至苏联的其他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幸运的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因为消息的扩散化带来国际上对苏联更为不利的影响。
斯大林一直担心这些情况会因来像1921年那样更为严重的动荡甚至叛乱，但经过32年至33年初的一些实地调查乃至各样的报告却使从斯大林到苏联高层的心逐渐安顿下来。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按照比较实际的贸易汇率来计算，工业产值方面虽然相比一战前沙俄的优势并不是很大，但其中机器制造业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则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更为紧迫的各兵种基本武器科研方面苏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坦克到反坦克炮、从轻机枪到冲锋枪、从飞机到航空火箭甚至海军的一系列领域都预示着自从内战时期苏联人才大逃亡之后苏联本土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技术人员已经开花结果。
但是对于这个成就，斯大林的心腹性格保守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却并不以为意：“要知道自从1914年至今的二十多年来，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工业实力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事实求是的说，如果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提前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使我们刚刚恢复到一战前沙皇俄国的地位而已。就算对付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都未必有胜算。而我们却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美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共同的****联盟。”
“我们毫无疑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早有共识的，就像事实证明那些饥荒和乱像不过是消除农村不稳定因素和我们的敌对阶级的手段，更为有效的通过教训农民让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更为巩固一样。最好能再争取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我们的国力能比现在增加为原来的四倍的话，或许就有能力应对这种最坏的局面了。”相比很多人，中途辍学的斯大林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从事革命及领导工作多年也使得他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一些概念。
“噢对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最新战报我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了。实际情况是如何得呢？”在重要任务处理完毕之后氛围稍有些轻松的斯大林才想起来并问道。
“实际情况是他们只用了集中武器配置起来的两个四千人的加强团最多不过旅级别的武装就在三天之内重创了日军的三个精锐师团。我们的消息为了让其更可信还打了不少折扣。”
“是盛世才或者哈萨克的托落斯基他们临时向其提供的援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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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做到的。我们训练出来的炮兵团虽然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在同日本人的炮战中还是处于下风。”
此时，一个念头在斯大林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如果在我们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并统一了中国大陆的，会不会给我们制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会像蒙古或者哈萨克的共产党人那样与我们保持团结一致嘛？”
“这显然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行为是不是会引起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警惕，如果罗斯福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们因为我们的威胁而走到了一起，那对我们眼前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更别说今后的威胁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建立稳固的政权---当然最好不是统一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我们给了他们大量援助的印象，让他们继续发挥精干人员的价值以改变战局。所以只要共产国际通过特殊途径给予他们恰当的武器弹药就足够了，我们的新一批的军火不能送给他们。”
“至于那个落后基础上可能诞生出的新生国家，我想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和担心。在工业化的大战争时代，双方即便在一个局部战场也是死伤以百万计的大规模战争，中国的工业潜力就是再发展个数年也无法承受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这根本不是少数几支精锐可以改变的。况且，这世界上除了同是共产党并且同是现有国际体系挑战者的我们，还有谁会援助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摆脱出来的落后大国？美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在欧洲帮助我们是为了欧洲平衡，在远东这干只能是砸自己的脚。”莫落托夫继续说到。
斯大林对于从农村发展起来的中国同志显然还是有很多疑虑。比如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但这种忧虑此时只是一闪而过。他想起了那场令所有俄国人难以忘记的日俄战争。一个庞大的中国同志就算与我们有些小麻烦也远远比不上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直接跳板对于苏联的威胁更大。
“让共产国际的人去办吧。不要提供我国的军火也不要提供太多数量的装备。最好是同日本或者捷克等地的。炸药或者兵工原料这些我们可以想些办法。”斯大林最后说道。
虽然仍然担任重要职务但早已被苏共内部边缘化、贬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托落斯基在长期失落的情绪中终于收到了一些可喜的信心。他后悔当初关于中国革命的悲观看法，从内心来讲一五时期以来斯大林的很多做法又使得他稍稍改观了对于斯大林的看法。不过苏联领导层不愿意给红军提供更多更明显而直接的援助在他来看确实那些保守派们一贯的做为罢了。
通过苏联驻疆人员及暂时亲苏的军阀向西北红军主力提供的援助清单还是很快被草拟了出来。
除一千万发7。62毫米口径的机步枪子弹，二百万发7。62毫米口径的冲锋枪子弹之外，少量捷克或仿德国的轻重机枪外，还包括一百吨高级炸药若干雷管引信、小型机械引信、黄筒、枪管钢之类的兵工原料，总计大概千余吨约二百万美元左右的物资。
虽然这些物资对于已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为了不给人留下口实还是很花了一翻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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