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33年西北战事的失利仅仅引起了日本国内有关对华政策方面扩大剿共还是保守建军方面争议，乃至人们对陆军方面的批评。那么1934年2月海南之战日本陆海军的失败则使得整个日本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震动绝不亚于历史上的226兵变及之后几年内的事情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中国人以区区顶多累计两万精战部队就在海南之战中表现了那样强大而顽强的战斗力，乃至苏联援助下利用夜间跨海登陆作战能力，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台湾？甚至东北和朝鲜半岛如果沦陷，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在日本本土上演？
“严惩暴支”之类自大的好战呼声没有了，有的只是“举国动员捍卫帝国利益”的空前一致。斋藤内阁在人们的骂声和恐慌中被匆匆赶下了台。正负责台湾防务的寺内寿一提前几年成了陆军大臣。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磨文为核心的“天皇内阁”提前紧急成立了。即便是日本最温和的宪政派和民主派也知道如今的日本自甲午日俄以来的利益面临怎样的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殖民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如果还为了和平年代的那一点儿可怜的利益而阻挠日本的战备动员的话，等待着自己的最坏结果是日本的沦亡与****。
“在我们今年年度的财政预算中，陆军军费开支将达到13亿日元，占财政的百分之六十五。驻扎在国内的15个师团的师管区在动员令中将新增加15个特设师团、4个骑兵旅团、6个野战重炮旅团、12个独立工兵大队、17个飞行大队、3个独立气球中队、64个无线电信小队、77个兵站汽车中队，4个战车大队，25个高射炮队、野战总兵力948827人、马匹数量32497匹。留守、守备、特种部队人员为47289人，马匹31714人，全陆军总人数将扩充到1436116人，马匹360211匹。”近卫磨文在临时御前会议中念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陆军动员防案。对于日本来说自明治维新以来其实就已经有一套完备的军事动员体制和军事动员预案，并且随着日本国力数十年来的增强在不断更新完善，这些内容几乎是历行公事中在去年便制定了，同历史上的1934年度日本动员预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规模是有了，可是我们陆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呢？难道在华作战以来的教训还不够么？不要说同屡次让我们吃亏的赤色中国精战部队相比，就是同赤色中国的一般野战主力相比我们的轻武器也几乎毫无优势。我们的部队也无法用同等兵力压倒他们一般水准的野战部队。除了规模动员以外，我们陆军必须进行重新的质量升级，必须要更新换代了。不能再让我们的士兵们拿着几十年前就早已定型的枪械同敌人的密集配置的自动火力搏斗！”寺内寿一早就对几十年来陆军弱势的状况不满，在会议上提出了很多在华参战过的日本将领军官们的意见。
“我们不是海有炮兵和空军的优势么？我们的骡马化不是也更完备么？”裕仁天皇本是个军事上的门外汉，可如今也不得不补了些课于是问道。
寺内寿一苦笑道：“我们也只剩下这些优势了。可是恕我直言，从我们掌握的内部战例资料来看，赤色中国军队的战斗表现要明显的优于我们。这完全不同于参谋部对以前中华民国****或地方军阀的估计。他们的训练虽然除精战部队外普遍与我们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拥有众多人口也更为贫困的他们在选兵条件上却要远优于我们。我们理应发挥我们工业国的优势以更多的物力弥补之。我们的野战炮兵联队在一次重要作战中往往只有几千匹马驮载的炮弹可用，这种情况再也不能上演了。”
相比日本民间有些狂妄而自大的民族主义右翼，日本陆军高层秉承当年像西方所学习的精神还是颇为事实求是的。自己有哪些不足、谁强谁弱会认真的进行研究并利用兵棋和战例资料得出量化的结论。
残酷的现实面前御前会议最终不得不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完成全面动员后的日本陆军三十二个师团将有至少十个师团。从政治上还是战略上，日本已经无法再接受一次沉重的打击了，所有人都意识到绝不能让海南的事在台湾上演。此外为了在朝鲜半岛北部形成绵密而有效的防御，援华派遣军将绝大部分撤往朝鲜，朝鲜驻军由平时的两个师团扩充为十五个师团。国内也至少留守七个正规师团及海军陆战队大量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和不测。
其实早在精战部队主力还在武汉的时候，北方红军主力就已经一边牵制援华派遣军主力进行不断的袭扰牵制作战进行作战锻炼，一边逐次利用在国内作战缴获和迁到西北的兵工单位生产出的武器进行扩军动员了。自1933年夏至1934年初春，留在北方的中央红军红一、三、五军团、贺龙的红六军团分别扩充为第一、三、五、六兵团。陕北及胶东红军乃至西南龙云和19路军起义部队联合编成为工农红军第九兵团。全军野战部队达到九个军团、二十七个军、八十一个师八十余万野战部队。自红军掌握的兵工形成作战规模以来，缴获中比较少见但所起作用却很大的冲锋枪及其弹药暂时成为集结在西北的根据地兵工的生产重点。野战部队主力的八十余个师共除装备两万四千余挺轻机枪、四千余挺重机枪、三十余万从缴获物资中挑选出来的步枪、两千八百多门中口径迫击炮外还装备了七万多支五十发弹夹的冲锋枪。根据地兵工生产出的几千万发冲锋枪子弹及数以百万计的各种迫弹轻迫弹也装备到部队。因为相比之前的****红军野战部队兵力减少了约一半，又得到苏联蒙古等地的支持，骡马化水平和炮兵也有极大改善。全军炮兵仍然只有大约一百个炮兵营一千二百门左右的75毫米口径山炮，所配备的炮弹总数也不过几十万发，同之前****及各军阀所拥有的炮兵实力相比并不具有本质优势。但因为诸多独立炮兵团被下属到一些重点部队，步炮协同有了更广泛的机制基础。更少的部队规模也让红军野战主力提前达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炮兵水准。当然，因为工业实力人才基础等一系列的局限，身管炮兵所能起的作用暂时还达不到日军中炮兵部队那样的地位，身管炮兵如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那样依然是类似工兵部队般的陪衬。
除此之外在一年来进行的全国局部范围内的土改中还动员和武装出了接近九十万的地方后备部队，并利用以前缴获的富余装备全部武装起来，用于主要城镇和交通线的控制。
海南岛上激烈而艰苦的战斗结束后，日军援华派遣军开始向朝鲜半岛撤退。北方军五个野战兵团的主力开始向象征百年屈辱的华北及北平等地进发。
做为八国公使临时代表从英国本土赶来负责处理中国事物的英国外交大臣尼维尔张伯伦虽然早在武汉之战的时候就领教了新生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强硬立场，但还是不认为那些苏联扶植起来的泥腿子们敢于挑衅庚子战争以来列强在华的全部特权。然而海南之战还有日本援华派遣军失利带来的一系列震动使得这位曾以对纳粹绥靖政策而文明的英国代表不得不重新考虑进行军政妥协的可能。
“中国可以拥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我们的正规驻军也可以考虑撤军。但是租界问题是有相关条约的，你们若是不认帐，就是公开的同国际准则对抗，同全世界文明国家对抗。是俄国人授意你们这样做的么？”富有谈判经验的英国代表尽管明知有些事情已经不可为依然以似乎强硬的态度漫天要价的开口道。
负责谈判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张国焘虽然不是个善于谈判的人，但却底气十足的笑道：“我们中国同你们所谓八国联军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么。据我们的得到的情况：在我们渡江作战和解放武汉三镇的过程中，你们的军队还有德、美等国也主动参与了对我渡江部队的挑衅。更不要说1900年你们同清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要说在我们苏维挨这里，就是过去一些爱国军阀也是不予以承认的。我想我们讨论签署的不是1900年的条约问题，而是1900年以来或去年夏天以来新的停战协定问题。我倒可以透露给你们的一个军事秘密是：大概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会对一切在华武装人员及其军政机构展开武装驱逐行动---明确一点儿说是武力进攻！我们允许合法的外资在中国正常的经济活动，对此我们将提供必要的保障。但是对于一切违背中国主权的外国军政特权，你们当年在干涉苏俄或土耳其的时候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是撤军还是准备一场十倍于布尔的战争，你们看着办。”
提前新生十五年的新中国政权不要说同那些把工业化的希望冀望于西方列强的穿越主角相比，就是相比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因为没有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而更为紧密。不论是对于西方可能的经济制裁还是军事行动都有着那些卖办们远远没有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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