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福林在街市上踱步。趣*
他很悠闲，手里捧着个巴掌大的砂壶，不时地揭开盖，吹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郑重其事地抿上两口。两只对称弯曲的瘦腿缓绥迈动着，昂着那颗不大的脑袋，把包在棉衣、皮袄里面的瘦胸尽可能地挺直，以提示人们注意他身上存在的某种尊严。然而，破皮袄却有些煞风景，尽管裹在防寒大衣里面，却还“偶尔露峥嵘”，把丝丝条条掉光了毛的黑而亮的兽皮搭到尖尖的屁股下面。
许多人和他打招呼。弹丸小镇，有几个人不认识他？他一概应付。这应付很有些分寸，泛泛的点点头，好一些的招呼喝茶——心爱的砂壶却决不递到谁脸前。对那些至爱亲朋，彼此就要打一些哈哈了，间或，、也开一些不算太荤的玩笑，用小镇所特有的粗俗的机智去对付一下对方机智的粗俗。然后，一阵笑。彼此咧咧嘴，各走各的路，各忙各的事。
人人都在忙。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些不算奢侈的小小的梦想：一间房子，一间更好的房子；儿子娶妻，巴望着能排排场场地摆上十桌八桌洒；女儿出嫁，企求能多置办些嫁妆，没工作的，希望能早日有个工作；有工作的，又希求能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使这些“小小的梦想”成为现实，每个人都在施展心计和威力。樊福林觉着，这大街上每一个人的脑子都不那么干净哩！
暖暖的太阳当空照着，路旁湿润的地面冒着丝丝缕缕的蒸汽。天不冷。樊福林嘴里抿着一口热茶，竟然有些春心荡漾了。他觉着该哼两句什么。
“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脑袋在肩上晃动着，很有些节奏感。哼得不地道，却也有味。樊福林两条瘦腿继续迈动着，开始漫不经心地检阅这个灰蒙蒙的小镇。小镇对他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他检阅世界。
接受检阅的是个灰色的世界。小镇西面是个发电厂，几座高大的烟囱昼夜不停地用滚滚浓炯浸犯着小镇明净的天空。镇上最出名的工业是采煤，小镇的原址就是晚清年间的煤窑，人们习惯地称它为老矿。老矿是和新矿相对面亩的。新矿在镇东二、三里外的一个黄土坡上，坡下就是运煤的火车道，整日里汽笛长鸣，火车吼叫，把镇子完全淹没在四起的噪声中。新矿的两座矸子山算得上巍峨了，只不过缺了点秀丽。现在，为了安置待业青年，矸予山下开了个砖厂，用矸石烧砖。站在小镇的街市上就能看到砖厂高大的烟囱。
小镇上的大多数公民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问接的和煤矿有点关系。下雨天，满街都是矿上发的长统胶靴。春秋天，到处都是同一样式的工作服，不论大人孩子，几乎人人一件。现在是冬天，大街上最多的是同一颜色、同一样式的防寒火衣，这也是矿上发的，樊福林从没有当过矿工，眼下也穿了一件，那是他儿子的。
小镇这几年热闹了许多。主要街道煤源路有了两个十字路口，除了原有的两家百货商店外，又添了几家集体经营的商店，有的商店门口还装上了霓虹灯，颇有些现代文明的味道了。饮食服务行业更为兴盛，大路两旁四处是煎饼铺，小吃摊，有街道的，有个户的，热气腾腾，熙熙攘攘。这小镇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处，生活习惯受山东影响却最重。镇上的人有吃煎饼的习惯，往日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鏊子，这鏊子就是做煎饼的家什。
樊福林爱吃煎饼。他经常向人们推销他的“煎饼主义”：“煎饼这东西好吃，吃起来带劲，有嚼头，填进肚里实在，就碗成汤揣它三五个，一能撑一天！米饭， 唏，米饭算啥？扒它三碗，几个屁一放就没了！”听者大笑，他却不笑。
一路转来，他对煎饼铺特别留心。转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注意到，又有两家个体煎饼铺开张了，他趁兴在头—家煎饼铺买了两张纯白面煎饼。
旁边，就是个卖豆汁、油条的早点摊，八、九点种了，依然有许多人在此光照。这些人大都和樊福林一样，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有几个樊福林是认识的。
“哟，樊大哥，坐！这里坐！”
一个猪头猪闹的胖子和他招呼，在油光光的嘴唇上下运动的同时，宽厚的臀部在长凳的吱呀声中象征性地挪动了一下。
“哦，你坐！你坐！”樊福林拉动了一下脸上千瘪的皮肉，不太合格地制造了一个笑。
“樊大哥，这阵子可好？”猪头嘴里嚼着煎饼，两只凸凸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樊福林。
“鬼混！鬼混！嘿嘿！”两声“嘿嘿”是硬从嗓眼里挤出来的，迁就中含有蔑视。
“哎，樊大哥，听说镇上新搞了个建筑队，一色的待业知青，要请几个老瓦工帮持帮持，你没报名么?”
樊福林眼皮一翻：“报——”
“你报我也报，咱老兄弟俩……”
“我报他个*！”
好好的心络被破坏了，樊福林觉着晦气。他决定不再搭理臻头。要了一髋热气黪腾的豆汁，两根香脆的油条，他的牙齿开始一丝不苟地工作了。他把砂壶放在察上，本想把头上的毡帽和砂壶并排敲在一起，可那桌上黑乎乎的，油泥太多，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把毡帽放在膝上。
一个肉乎乎的东西在他膝头抹擦着，他低头一看，一个红苹果似的小脸蛋从桌壮里探了出来：
“樊爷爷好！”
“晤，晤．”煎饼油条的混食物在嘴里哽了一下，在一口斗汁的压力下，顺着猛然增粗的喉管滑进了胃里，“谁家的小子？真乖！”
“樊爷爷乖！”
小摊上一阵笑。樊福林也笑了。猪头笑得特殊，两只金牙在阳光下闪着黄澄澄的光。
笑是一种号召，一种纵容。小家伙有点肆无忌惮了，依在樊福林膝头上，小脑袋一歪，问
“樊爷爷，你还反革命不？”
“啊——啊嚏！,樊福林鼻涕、眼泪一起出来了，“这……这小狗日的，谁教你的?唵？”他把小家伙一把推开，抬头看了看不怀好意的众人，示威似地把粗粗的煎饼卷塞向嘴的纵深部位，咔嚓一口咬断……
樊福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这“反革命”的外号，人家喊了十几年了，他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合情理，今天却觉着太不象话了，——他毕竟到了需要人家尊敬的年龄。
过去，人人喊他“反革命”。这称呼喊起来上口，记起来容易，书写也方便，连三岁的孩子都这么叫。有些人倒是想庄重地喊他的名字的，可一看到他那张并不庄重的脸，舌头在嘴里打个滚，“樊福林”和“反革命”的音域界限就不甚清楚了。
这张脸委实不庄重，每每拿起镜子，樊福林就要埋怨老祖宗一番。额头窄而凸，下巴尖尖的，看侧影象个歪脖子鸭梨。眼眶下陷，小眼珠子黄而千，缺点水气。眼眶下面，分外凸出了一些的，是蒜头鼻子，红而大。嘴就更不守规矩了，上牙床拼命自我扩张，很不友好地把嘴唇顶到鼻子底下，下嘴唇愤然抗议，分外的厚了一些，从侧面看去，象个球成了团的棉帽沿。皱纹不规则地强加在瘦削的脸上，白发也有一举扑灭黑发的趋势。假如这张脸上曾有过一些美的东西的话，今天却已荡然无存了。
他老了，五十六了。
老了得不列人们的尊重是一大悲剧。樊福林每天都承受着这悲剧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他对一切都马虎惯了．对痛苦亦采取了马虎态度。
《参考消息》上讲得果然不错：豆汁比牛奶的营养高，热量大。樊福林把一碗豆汁打发到肚里，几滴细小的汗珠便被顶出了汗毛孔。他舒舒服服打了个饱嗝，付了钱，把剩最后一口煎饼油条勉强塞进嘴里，立起了身子。
猪头还没吃完，见他要走，忙把嘴里的咀嚼物挡在舌头旁边的腮里，呜呜呛略地道：
“樊大哥，建筑队的事，你真不干么？”
“扯淡！我又没有待业的儿子、孙子；为啥要干？！”
不卑不亢，理直气壮。樊福林把不屑一顾的目光从猪头的胖脸上移开，用舌头打扫着口腔里的残渣余孽，，继续向前晃动。．
过了六孔轿，来到了煤源路尽头的镇委大院。这地方樊福林不陌生，在大院的广场上，他低头挂牌挨过斗，高大的主席像前，他虔诚地请过罪，早些时候也到这里闷过上访，如今上访似乎不太时兴了，他才去得稀了。
镇委大院无疑是小镇光荣、威严、庄重之所在了，高大而气派的门楼上高挂着一枚国徽，门楼两旁并排站着四五个显赫的牌子，牌子跟前终日有个老头儿在那儿抽旱烟，仿佛他和门楼、木牌、国徽一起组成了庄严的概念，门楼上开始张灯结彩，大红灯笼已从门楼的横梁上吊下来，樊福林这才恍然意识到，春节快到了……
镇委后面是邮电局，邮电局门前有不少扑克摊。盘踞这些扑克摊的，大都是些退休老工人，年龄几乎全在六十岁以上。这里是小镇风俗画中比较精采的一个部分。来到这里，你会觉着除了阳光，一切都是粗俗的。有的人依着墙，对若太阳在捉虱子，把并不健美的胸脯裸嚣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扑克则必顶鞋，似乎他们的乐趣就在手被人家踩在脚下，而且不只是一只脚，最多的——尚不是小镇的记录，顶过二十一只鞋，’叠起来有半人高。这些劳累了一生，挖出过几座煤山，已经当了爷爷或者太爷爷的人们，就是这么消耗着多余的生命，安详地等待着死亡。没有人认为不合理，也没有谁想着来改变它，连他们自己也没想过。
高雅的，有点艺术味道的生活，要算听大鼓书了。说书场在对过的大洼子里。据晚清的老窑工讲，原来这个洼于是有水的，洼边住过一个姓刘的地主，这洼就因人得名，叫刘家洼，小镇又因洼得名。民国，初年，这里隶属山东，在山东省地图上标的地名就叫刘洼。现在，这洼完全干枯了，大约干枯了几十年。不知哪个说书人发现了这一所在，便正式启用为艺术天地了。
这艺术是小镇特有的一种艺术。什么东西到这里都变了味，说书人既是演员又是作家。革命年代说样板戏故事，李铁悔和王连举也谈起了对象。另一个又不同了，偏把王连举编排为李铁梅的表哥，说是从小订下了娃娃亲。这两个艺人后来大约都被判了刑。说书人还有一个绝招，说副某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细节，他偏要言传，而这一言传势必要污辱妇女界，于是乎，便打个躬，作个揖，口中念念有词：“嫂子大姐，婶子大娘，暂请后退三步。那位大姐说：不要紧，不碍事，说书的，你说！咱是新中国妇女，但说无妨！好！我说。说出来你别骂，骂，我也听不见，一阵风刮你家去了! ”道白完毕，那粗俗之精华便脱口而出，眨眼间，小小的洼地里一片笑声。
樊福林喜欢听书。他自认为有几颗艺术细胞。在这里，他陆续听完了《三侠五义》，《水浒》，如今正在听《三国》。
说书的是麻脸刘，小镇著名艺术家。此刻，关羽、关公、关二爷正在飞溅的唾沫中过五关，他两只短而粗的手把支在洼地地中心的小扁鼓打得莲莲响，嚣张得瓢儿一样，脖子上的青筋凸得老高，周围的听众不下百十口。樊福林四处瞅了一下，见同住一栋彦的邻居刘福寿喻着老烟袋杆坐在朝阳的难坡沿上，便晃动着瘦腿凑了过去。
刘福寿象条瘦小的、卷曲在一起的干鱼．鸡爪似的手里偏偏握着杆两尺长的烟枪，两下一比，你会觉着他的体重决不能比烟抢重多少，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能扛动这杆枪。
刘福寿见樊福林向自己靠拢，忙把瘦瘦地锥在地上的屁股挪了挪。
“坐下！坐下！”
“哎，你坐好！开了多会儿啦？”
“刚刚唱几句，不晚！”
招呼着，刘福寿过过了烟枪，樊福林不客气地接了过来，猛吸了几口。
“喝！有味！有味！才买的烟叶？”
“人送的，地道的关东叶子！”
“好！好！”似乎党着有点过意不去，樊福林把小砂壹递到刘福寿的手上：“来，你来品品我这茶，一级龙井！”
刘福寿捧过砂壶，先暖了暖手，然后郑重地揭开茶壶，用那连汽油、酒精都分辨不出的失效的鼻子嗅了嗅想象中的茶香，而后，“咕嘟”喝了一日：
“哦，不赖！回家给我泡一壶。”
“行哪！”
刘福寿对听书并不象樊福林这么上瘾，他到达乱哄哄的说书场，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来凑热闭。他平生最怕孤独，最耐不得寂寞，到老来，当沉重的暮气笼罩着他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他更不愿独自一人果在那里。
“哎，福林，听说了么？咱镇上又换了个新书记，前天上任的，孙大头走了！”
“哦？新书记姓啥？”
“姓赵！叫……叫赵双！”刘福寿扁平而瘪的脸上浮出一丝得意，“这人我认识，早先在煤矿呆过的，做过运撤工区书记！”
“是他呀？我也认识！”
话说完又有些后悔。他认识赵双的时候，头上还带着反革命帽子，有什么好吹的？！
刘福寿脸上的得意却因这话而顿失几分，口里喃喃着：
“好哇！你认识就更好了，这赵书记不坏的，比孙大头强多了；或许，或许你那房子的事就能解决！”
“*！福寿哥，我还是那句话，咱谁也不信，只信自己！指望他？影也没有！咱要象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自己起来救自己！你等着瞧，回头我就到镇委缠他，他娘的，他要是……”
“噢……听书！听书！说那些晦气事干嘛?赵书记我还是能说上话的，到时老哥我来给你帮帮忙！”
樊福林叹口气，没再言语。
两人各自想着心思，迷迷瞪瞪的听书。
麻脸刘唱上了劲，脸涨得通红，鼓打得山响，嗓子有了点沙哑，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嘶叫，这嘶叫颇有几分原始的味道，也算得上壮怀激烈了。那关羽、关公：关二爷，不贪图曹营富贵荣华，一心归汉已连闯四关，在这第四关的关口上，麻脸刘卖了个关子，准备收钱。有些狡猾的听众要溜，麻脸刘一面转弯抹角地骂人，一面不住地行礼，每收到一张角票，便热情洋溢地对角票的主人表彰一番。
在这声鼓停息的瞬间，樊福林脑子里跑起了野马。和刘福寿的一番对话，勾起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小镇。他觉着这个世界很对不起他。过去，他做梦也不敢这样想，现在，他不但敢这样想，也敢这样说。不简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胆大了。这胆大和伟大也就整不多。他觉着自己已经有了点伟大的味道。他要做人，堂堂正正做人，他要以人的权利，收复以往丧失前一切。他要得到人家的尊重，他觉着，当人家尊重他时，他也会尊重人家的。同样的道理，社会尊重他．他才能尊重社会，可往日的社会真的尊重过他么？尊重过么？
他想。
他认真地想。
在某种意义上讲，樊福林算个人人物。在弹丸一般的刘洼镇能算得上．人物的还不多。有些镇委书记不如他，当阵子书记连名字都没被人们记住。书记走马灯似的换——有一年抉了三个书记，岁月，水一样流，流逝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力总多少有些矛盾，责难人们势利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樊福林不是头面人物，当然不会有什么伟业，可他能被人们记住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有一段可以载入小镇编年史的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所信辜的马虎哲学。
樊福林的祖籍在江苏大丰县，向上查三代均是老实巴脚的农民。假如中国革命史上没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图内革命战争，他的历史大约会是很清白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清白商改写，那场为新中国奠基的战争偏倘爆发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四处抓丁，不幸把他抓走了，硬是不由分说地在他的历史上抹上了污点。
他当了“*”。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岁暮的事。穿上军装未及操练，便开拔进了徐州。想溜？万难！四处都是眼，塞进闷罐车缝都没留。他哭了，想着家里的地和牛，想着俊俏的媳妇，、眼泪消了大串。营长看他还机灵，让他做了勤务兵．驻扎徐州那阵子，天天为营长端茶送水打手巾，外带还得倒夜壶，稍不如意，人家就打耳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打定注意，枪一响就溜，共君一来就举手，说得天好，卖命的书不能干，这百十斤可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的产品，哪能轻易交出去？况且，家中还有俊俏的媳妇。
想到媳妇也就不安。早就看出来了，村上那个独眼保长心术不正，先前挨过媳妇的巴掌。现在出门在外，他很怀疑媳妇那巴掌的力量了。
有一次，他突然来了点灵感：“他娘的，写封信给独眼保长，就说老子当了*营长，哼，*营长的太太哪个敢搞？哪个?!”
好主意。
某一天，营长喝醉酒后，他把营长的大沿帽，连同上衣一同偷了出来，以百米跑的速度蹿到斜对面的“万隆”照相铺，准备来一张标准像。
相机对准了他，照相师把那橡皮玩意攥在手上了，他才胆虚虚地套上了营长的上衣。帽子没敢贸然戴上——那时，他正生秃疮，满脑袋流脓，象四溢的脑浆。照相师找来了一张旧《中央日报》，先把他破烂的脑袋简易包装了一下，他才悬着一百二十个心，把帽子子小心翼翼地扣到头上。
“啪”完了。
帽子在隔着《中央日报》的脑袋上停留了大约五秒钟。
几天后，他将这张记载着一个历史时刻的杰作寄给了独眼保长，连同一封信。信是请街头测宇先生写的，之乎也者，满纸国粹，国粹之精义是，*营长的太太不可辱。
万没料到，这张照片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使他倒了大霉。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上死了许多人，偏偏那独眼保长没死，而且很经得起一顿棍棒。有一回，人们硬是把他吊在屋梁上达五分钟之久，他才恍然想起一桩没有交待的罪恶，他毫不犹豫地揭发了樊福林。
樊福林在镇建筑队当瓦工，家乡革委会的一封公涵和独眼保长的一封揭发信，把也从脚手架上拉了下来一—他当时正为这小镇建筑第一幢三层楼，就是现在的邮电局。到了镇消队办公室，一眼望见了桌上发黄了的照片，无奈，认，不认挨揍！皮肉历来比名誉更重要，这一条马戊哲学上有。不曾想，这轻易的承认，反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惕性，在他们看来，扫帚不到，灰尘照倒不会自己跑掉，樊福林丢卒保车，焉能骗过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
“樊福林，说，当时的军衔是什么？”问这话的是猪头，当时建筑队的代表，分工协助清队办公室办案。
樊福林愣了，他娘的，我可是按原计划办的，共军一过来就交枪了，承认是营长已经蚀了血本了，哪能再认下什么衔！
“嘿嘿，老伙计，咱们一起擦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衔，你还不知道么？！”他想和猪头打两句哈哈。
不料，猪头上去就是一脚，揣了他个仰面朝天。也难怪，阶级敌人么，能没个仇恨？
“要不要向你交待一下党的政策？”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首恶必办，晤，还有……还有，重现行，轻历史……我，我可是历史问题l”。
“历史问题也要看态度！”
“是！是！”
“说，是上尉还是上校？”
看来非认不可了。樊福林认真地想了一下，三个月的“*”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已不占什么位置了，再重找出这记忆的信息很难，很难。忧恍惚惚，他觉着上尉应该比上校小，他决定当上尉。这种时候，官衔越小越好。
“我……我是上尉！”
“晤，”办案人员得到了一点满足。
“你这个营具体千什么？你犯了哪些罪行，唵，都一起讲出来！”
难题。又是难题。步枪都没摸过，盒子炮倒是打过两回，营长喝酒，要他去打老百姓的鸡。他决定把这事拉到自己身上，如实坦白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我有罪！罪该万死！可我没杀过人，没打过仗，我残害老百姓，打过老百姓的鸡，两只大母鸡，肥肥的……”
“少说废话！我问你，你这个营是什么兵种？”
万万不能说是步兵。步兵没打过仗？唬鬼！打仗？和谁打？*！下面，猪头们准会问：有多少条人命？他娘的，不能干！
“我们这个营是干警卫的，警卫营！”
办案人员更加满足了。一个准军事家大为兴奋：警卫营？谁用得起一个营来警卫？必是大官，那么，这小子决不仅仅是个上尉，应该是个上校！
“警卫营？司令部的？”
“哎！哎！”
“妈的！不老实！司令部的警卫营长会是上尉？你以为我们没有军事常识？唵？想蒙混过关？唵？想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下？唵？”
这三个“唵”差一点把樊福林吓闭了气，以后回忆起来，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人家一心要提拔他。看来，这个上校不是他愿当不愿当的问题，而是非当不可了。
“就……就算是上校吧！”
办案人员对这吞吞吐吐的回答很不满意：
“就算？什么意思?”
“当时……当时……当时正式的委任状还没下来！”原来，他还很聪明呢！人这动物，有时真不是玩意。
审讯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美丽而高贵的小镇挖出了一颗埋藏很深的定时炸弹。
从此以后，樊福林的苦难岁月开始了。
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的人格、尊严，信心全彼无情地踩到了烂泥里，他，以及和他同类的牛鬼蛇神们仿佛接到了命令，一律由人而迅化成了猿。这时候，感情和思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危险的。对此，樊福林深有体会。开初，他不太发达的头脑里还有几分思想的残余，他试图翻案，结果，被“人保队”员吊在看守室的梁头上一顿好打，硬是把他那点可怜的思想抽成碎片，打成了粉剂。
马虎哲学，作为一种学说，这时候浸透了樊福林的每一个细胞。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马马虎虎万事休，为人处事得看开，要放眼量。樊福林大难不死．全仰仗着认认真真的马虎。
为了骗取“清队办”的信任。他刻苦修炼．在主席像前请罪时，秃疤累累的脑袋绝对低到腰眼以下。以从两腿中问看见街上的行人为宗旨。这时，世界在他眼里是颠倒的，人，在他眼里也变成了野兽。当时，副镇长赵双也倒了霉，请罪时就站在他前面，这小子年轻气盛，有点不识时务，常常翻案，且顽固不化，没少接受过“深刻帮助”。
在这伙牛鬼蛇神中，樊福林认为自己是最冤的，比窦娥还冤。有时，虔诚地请着罪，他会不虔诚地乞求老天下一场六月雪，以昭示自己的清白。他以为，世道正是被这帮人搞糟了，假若没有这帮真正的坏人，绝不至于有这场“史无前例”，而没有这场“史无前例”，绝对没有使他低头弯腰的必修课，这很合乎三段式逻辑推理。至予赵双是否也觉着冤，是否也同样推理过，就不得而知了，好象他也这么推理过的，“否则，”樊福林后来回忆说，“否则，他为什么这么恨我？看我时眼睛象狼，还打我的小报告。”
在清队深入到深挖细找“五一六”阶段，樊福林又兼任了“五一六”分队长。他供出的“五一六”不下十余人，这些人中很有些是他的仇人，或打过他的耳光，或摁过他的脑袋，或做过他的特别监护人。猪头是他第一个供出来的，他骂他，他却劝他老实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他以其气魄赢得了小镇公民们的尊敬，这是大革命年代特有的歌种尊敬，敬畏如虎的那种尊敬，他扫大街时也无人敢蔑视他，人们无不担心他在某一个时刻，会在马马虎虎中把自己供出来，连“清队办”的人都有这种担心．
马马虎虎，他成了反革命，马马虎虎，他又使许多人成了反革命，原来，马虎哲学也能害人．也能用来复仇！樊福林觉着，自己简直和镇革委会主任一样大权在握了，想判淮政治上的死刑都行。
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了，樊福林的荒腐案也纳入了被平反之列。“清队办”的原班人马摇身一变，又成了“落实办”的官员，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个下午，他们把已经退休的樊福林招到镇委大院里，郑重其事地给他平反，并把一张盏着鲜红大印的书面通知当面交给了他。
樊福林不接，嘴上直打哈哈：“难道会错么？这人证、物证可怎么说?我……我不敢翻案！”
“老樊同志，”人家以为他怕再有反复，解释说：“党的政策不会变的，不要心有余悸嘛！”
樊福林有点火了：“什么余悸不余悸？我不懂！我只知道这个上校我当定了！”
“老同志，不要赌气嘛，不愿平反，你自己吃亏！”
“吃什么亏？我问你，在这个小镇上，还有官比我大，衔比我高的么？凭我这个上校营长，至少也能混个政协委员当当！”
他发誓要当政协委员，三天两头往镇委大院跑，小砂壶一端，见谁缠准．当然，他的纠缠也有季节性。儿子分工时去缠，是想让儿子不被分到井下．镇上分房子去缠，那是想要房子．镇委大大小小的头头投有不认识他的，时阊一长，三天不见反奇怪起来：“唆，那个老政协莫非是病了？”晚上，保不准会有人去看他——当然，不是镇上的前脑人物，在首脑人物的印象中，这个住口的历史反革命，社会渣滓，如今仍然不足好东西，往好的讲，也算得上个三等赖皮。
樊福林自己也有感觉，他自知那些和他打交道的首脑们看不起他，看他时，两眼恨不能戴上防污染的卫生眼镜，大多数首脑都半真半假地嘲弄过他，没有谁和他认真谈过一次。这益发使他愤愤，他更觉着这些人价不过。
随着杜会的发展变化，这几年．人的自身价值不断升值，樊福林却不断贬值，痛定思痛，他庄严声明；“我樊福林就是一堆屎也要沾在你们身上，是一把鼻涕，也要甩在你们脸上！”
一般的小镇公民对他还不错，常有三五个去看他。看他的人狠狠心，赔上三五支廉价香烟，便收获一堆最新版本的秘闻轶事。常和首脑们打交道，编排一些闲话作践他们是方便的。获得秘闻者，为了活跃镇上的文化生活，往往会迅速行动，使小镇的公民们在茶余饭后有些快乐的东西帮助消化。生活要带点浪漫，要有点诗意，镇上的人们普遍认为。
毁灭历来易于创造。在小镇的生活舞台上毁灭一个人的名誉易如反掌，而恢复一个人的名誉却是很难的。
樊福林自从当上上校之后，便立即丧失了名誉和尊严，现在，想正儿巴经的做人也着实不容易。环境不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樊福林觉着自身在这十几年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想恢复自己在小镇公民面前的本来面貌已经近乎不可能了。有时候，有些言行完全是下意识的，可一经创造出来，大都符合他的哲学原理。
小镇上曾流传过这么一桩轶文一—
有一次，樊福林和儿子樊华去拉煤泥，去的时候拉的空车，儿子坐在车上，老子拉车．拉倒半路，老子认为：该儿子下来拉老子了，一人拉一半么！儿子无赖，偏不干，声明：要叫他下来拉老子，回来时，他就不啦煤泥。老子无奈，自认晦气，继续拉儿子。拉得挺委屈，于是乎，便以父亲的身份，启发性地进行了教导：
“樊华，儿子大还是老子大？”
“老子大！”
“那么，按道理讲，按规矩讲，凭良心讲，究竟是该老子拉儿子呢，还是儿子拉老子?”
“当然是老子拉儿子喽！大的让小的嘛！”
“放屁！”樊福林认认真真地火了：“你这么放肆，老子一步也不拉了！”
儿子跳下车要逃，老子一把拉住。他一只手扯着儿子的胳膊，一只手扶着车把。车横在大路上，没几分钟便阻塞了交通。
有人劝架。
劝架的人问樊福林：“这后生是你什么人？”
樊福林叹口气：“唉！马马虎虎算我的儿！”
围观者哄堂大笑。
那年，他儿子最多十七岁，在十七岁的儿子面前，他连一丝老子的威严都没有。这几年他还常说：都是万恶的“四人帮”害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没有王法了！所以，在所有法律条文中，他最喜欢那条涉及到老子和儿子关系的规定，并一本正经地让儿子好好学习……
……
当儿子作为一个形象的实体出现在他脑海的时候，麻脸刘收过钱又开始了嘶叫。关羽、关公、关二爷闯过了第五关。这时，洼地里的观欢又增加了一些，许多煤矿上下了夜班的工人也加入了这个艺术圈子。大艺术家麻脸刘益发卖力了，小扁鼓打得上下蹦跳，仿佛长了鞠，嘶哑的声音贯满全场。
然雨，樊福林却听不下去了，他想走。想到镇委大院去一趟，他有个本能的*阳光真好，白生生的，晒得人发绵、发软，当他的大脑通令全身“起立，行动”的时候，屁股首先不服从命令，死气活赖地坐在地下。两条腿紧接着也叛变了，向前伸了伸，只作了个起立的姿势，便不愿再干了。仿怫它们都在说：有这么好的阳光，咱们再坐一会儿吧！它们不怕惩罚，它们都知道，主人没有什么威严，这老头的脑袋里灌满了马虎哲学，对它们也不能不马虎，不敢不马虎。
樊福林又坐了一会儿。
樊福林回家，在屋山头撞上了阮士杰。
阮士杰是樊福林的隔门邻居。他们住的这栋房子是早年苏联人设计的：一栋八问，住四户人家，平均起来应该每户两闻。然而，由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人的价值在不停地变化，有的升值，有的贬值，有的贬了又升，有的升了又贬，故此，这住房分配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眼下，这栋房子的现实状况是不平等也不合理的。树大根深的阮家三口人住了四间，占这栋房子的八分之四，或者说是二分之一；紧挨着阮家的，是刘福寿夫妻俩，他们不多不少住了两间。刘福寿隔壁是樊福林，爷儿俩住一间。门挨门，最，西边一家是一位姓钱的书呆子，他和他那母大虫一样厉害的老婆住了一问。
在这栋房，阮士杰一直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他年龄最长，六十六岁，一辈子当干部管人家，做过工区支部书记，矿党委副书记，镇委组织部部长，历来是这栋房子的绝对权威。他只比樊福林他们大儿岁，樊福林们却要称他“四叔”。开初，樊福林和刘福寿私下议论过，感觉着无形中在阮士杰面前矮一辈，似乎不甚光彩。可一见许多现任党委书记、部局长都称他四叔，又感觉是一种殊荣了。
阮士杰委实象个四叔，他简直可以做这个小镇的四叔。
他的面孔总是那么和蔼而又那么庄严，松垮而白哲的面皮上涂满了庄重的色彩。前额向前凸出，眼眶形成了大起大落的天然盆地。眼睛是有神的，可却不大，小而凸，凸且亮，他身上的威严至少有一大半是从这心灵之窗里投射出来的。鼻子有些塌，经常不透气，要嗅嗅鼻通之类，不过，也基本合乎威严的要求。他高而胖，红光满面，肚皮向前凸出，夏天无遮无拦地看，象大哲人的脑袋。
如果说，樊福林身上集中了小镇的一面，那么，他身上却恰恰集中了小镇的另一面，这两面合在一起才是小镇。
一个月前，他也退休了。
退休以后，他依然那么威严，仿佛他天生的职责就是管理别人。在他看来，象樊福林这类芸芸众生，没人管理是绝对不行的。实际上，他也一直在管理他们，戴反革命帽子时，樊福林得三天两头向他汇报思想。刘福寿老不正经，和小寡妇睡觉，也是让他抓住的，当然，他还是讲情面的，没有向上汇报。刘福寿感激涕零硬是用一个月的工余时间给他家拉了个后院院墙。姓钱的那个书呆子开头倒还有点犟劲，动不动给他卖弄两条政策条文，可后来传播政治谣言，抄写总理遗言还是被他知道了，他虽没报告，可却从此把他牢牢抓在手心里。“四五”运动平反后，这小子也挺感激他。 ，
和樊福林．刘福寿比，他的岁数最大，可退休却最晚。退休之后，生活也是很高雅的。扑克摊，他从来不沾，他受不了那种不分君臣父子的乱哄哄的场面，更不愿顶上两只鞋，被人家踩在脚下。大洼子他也不去，他觉着那种艺术不是他的艺术，是芸芸众生们的艺术，是腐朽的艺术。他在家里看报，看杂志。杂志他只订了一种，那是专登报告文学的，时常刊出一些符合他脾胃的好文章。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委实越来越不成话了。
然而，毕竟年岁不饶人，眼睛越来越不经用，有时，戴上花镜看十分钟，两只眼睛便迷迷糊糊要闹罢工，眼角便分泌出一些白乎乎的粘液，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报，哪怕是再合胃口的好文章也只得放下。
这时，他就躺在门口的太阳下休息片刻，安然地接受人们的注目礼。他的住房在最东面，山墙跟前就是一条大路，大路的一端连着小镇的主干道煤源路。路上行人很多，有些人便停下来和他打招呼。他也招呼他们，和蔼而不*份的。间或，也会有两个跳下路面，在他面前站上三、五分钟，扯扯闲话，谈谈工作，他总要发些感慨，并及时地指示两句——他不认为是指示，可那口吻象指示，人家也总认为是指示。比如，前两天，镇上准备任命一位小学校长，他只说了一句：“这种人也能用么？他父亲是被我们镇压的，他本人在五七年又犯了错误，我看还是慎重些好！”结果，下次开会讨论，上一次会议的决定便被推翻。这是常有的事，：已使人们见怪不惊了。
他是小镇之魂。
现在，当樊福林迈动着并不威严的罗圈腿从路面上跨下来时，阮士杰的眼睛恰巧刚闹过罢工。他躺在门口的尼龙躺椅上，两只小眼睛眯缝着，眼珠悄悄地卧在两片微张的眼皮中间，窥视着越来越近的樊福林，看他是不是先和自己打招呼。
他的威严在这栋房子也受到了威胁。前几天，他老伴在刘福寿家的窗下砌了个鸡窝，刘福寿居然敢正儿巴经向他提抗议。他想抹下脸训斥他几句，又觉着无从训起，那小寡妇眼下和刘福寿正经结了婚，这把柄不好再用了。那个姓钱的书呆子也不是东西，有时走对面都不理他。樊福林呢，自然也翘了尾巴。
这是事实。樊福林走到阮士杰面前时，似乎没打算和他打招呼，只是急急忙忙看了他一眼，便擦身而过。
阮士杰脸拉长了，两眼全部睁开，深沉而厚重的干咳了一声。
樊福林一怔，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子：
“哟，四叔，晒太阳?嘿嘿，我揣摸着您睡着了呢！”
“晤，是迷糊了一阵子。”
“昨不去听听书？正说《三国》！”
“没那个闲心哟！你不知道？一天到晚多少人找我！我这退休比在职还忙哩！”
“是的！是的！”
阮士杰欠了欠身子，把脑袋抬离了椅背，指指面前的一只小板凳，无声地命令樊福林坐下。樊福林不想坐，可犹豫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坐下了。
阮士杰就有这么一种威力。有时，他想大骂他一顿，可一见到他那张威严的脸，却又不得不和他打招呼，而且，还要小心翼翼的赔上两声笑。
“听说了么？”阮士杰慢吞吞地道：“小赵又回咱镇当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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