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警总团是宋子文1930年1月兼任行政院副院长,进行币制改革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是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
税警总团是拿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做给养的。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全凭宋子文意愿行事,别人无权过问。蒋介石以为只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部队,不以为意。蒋手下的特务机关虽然神通广大,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搞不好要引火烧身。谁都知道蒋介石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蒋要借助宋氏家族与美国联系。宋子文历来不买老蒋的账,两人意见不和时,宋子文敢当面掀桌,蒋无可奈何。宋子文就乘机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税警总团搞成一支精悍的武装。
税警总团建成时下属五个团,加总团直属部队,相当于六个团。团的编制相当庞大,每班有士兵十四人,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共计252人,相当于甲级正规军两个连。一营辖四连,另配六零炮两门。团统辖三营,另配特种兵连七个,每团战斗兵员共5000余人。总团部直辖特务营、高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营。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
宋子文本想用税警总团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可惜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用来争权夺利的私家军队,在后来变成了一支抗战劲旅,屡建功勋,并培养了一代虎将、有“中国隆美尔”之称的孙立人将军。这也算是身为政府大员的宋子文,为国家作的一点贡献。
1932年,宋子文曾经与退居关内拥兵30余万的张学良和拥兵10万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联系,想把税警总团调到华北前线抗日。被蒋介石发觉,被迫去职,“出国考察”。
宋子文特别注意税警总团的人才的选拔,高级军官全部由他亲自网罗,亲手提拔。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庚,都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三任总团长莫雄,北伐战争时在张发奎第四军中是一员勇将。还招揽了孙立人、赵君迈担任团长。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宋的妻兄张远南也跑到妹夫摩下担任了团长。高级军官非亲即故,其中很多人还是很有统驭之才的。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外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官组成的顾问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大力支持孙立人(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任第四团团长)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孙将军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术都比较高。
税警总团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博采欧美军事强国之长。开始主要采购美国武器,装备欧立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或比利时的fn1924/30步骑枪。到后来,国民党政府允许税警总团拥有德国正规军的武器装备。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轻机枪多是进口的捷克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甚至还配备有“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
经过宋子文和手下将领的锐意整顿,税警总团成为了一支绝对的“非正规军”的精锐部队,这为以后成为抗战劲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二八”事变前夕,税警总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在日军突袭上海时,宋子文毅然把税警总团毫无保留地拉上了抗敌的第一线,并亲自颁布了作战命令。
税警团没有用自己的番号参战,因为怕八国银行反对,停拨其余经费。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总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尽管内证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
淞沪协定签订之后,税警总团调离上海,开赴苏北徐州以东两淮地区整训。莫雄在宋子文和德国顾问团的支持下,在海州郊区建立了一个军官队和军事总队,轮流抽调军官、士兵,加强射击训练。孙立人的第四团训练尤其勤奋。1933年税警总团调江西剿共。期间参加剿共的共48个单位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税警第4团占了个人前十名的7位,并夺取团体第一名。刘勘83师在七琴吃紧,在税警第4团赶来增援前就转移了。孙以一个团接下一个师也不行的防地,打破红军的夜袭和粮食封锁,迫使红军放弃对七琴的争夺。税警总团的兵员和指挥官的素质可见一斑。
据莫雄将军讲,在淞沪协定之后,美国人曾答应给宋子文(宋说是给中国的)五百架飞机(当时中国只有100多架战机),宋子文立刻叫下属在淮北云台山川西附近营建一个周围60里的大型飞机场。建筑材料先于飞机运到,有足够税警总团三个团驻扎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其他部队见都没见过。不久,宋子文又从法国、捷克等国不断购进大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新型武器,进一步加强了税警总团的战斗力。
“一二八”事变以中国方面的让步得以解决。此时宋子文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他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于不顾,要求抗日救亡,几度飞往北平与张学良、汤玉麟会谈,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日本的侵略罪行。为应付华北突发事变,他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秘密商妥,备足30多列车,集中于海州,把税警总团一下子全部运到郑州,准备开赴北平。此事被河南省主席刘峙发觉,打电话告知蒋介石。蒋大发雷霆,说叫税警总团开回原防,否则缴械。再次担任总团长的温应星不敢违抗,率部返回。宋子文的一系列活动和态度,加上他拒绝为蒋介石剿共增加军费,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蒋非常恼火,逼宋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出国考察”。他当然容不得非嫡系的强大军队的存在,1934年命令当时驻防徐州的第二师师长黄杰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宋子文苦心经营的军队,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吞并了。然而,黄杰不久迷恋于蓝衣社活动,疏于本职,导致税警总团训练松弛,战斗力有所下降。但是第四团在孙立人将军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原有的风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淞沪会战开始,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黄杰。税警总团参加了蕴藻洪、苏州河以南防御等战斗,将士作战十分英勇,给日军重大杀伤,最后由于伤亡过大而撤退。孙立人的税警第4团在蕴藻洪和大场两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以南发动攻势,以税警总团所在的周家桥地区战斗最为激烈,税警总团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但日军最终还是在猛烈炮火的弹幕射击掩护下渡过苏州河,黄杰亲赴第一线指挥,双方在刘家宅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每楼每屋都是经过激战。周家桥地区成为整个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最重的战场之一,最终刘家宅和周家桥两村因守军税警总团死伤惨重而失守。孙立人率部防守苏州河周家桥一线,与日军血战两周,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被宋子文送到香港治疗。次日36师赶来增援,与税警总团联手反击,靡战终日,仍未能夺回刘家宅。11月3日,日军继续猛攻税警总团阵地,第5团团长丘之纪阵亡,全团官兵死伤过半。第4团随即投入战斗,以凌厉的反突击攻入刘家宅,但只夺回了南侧一半的民宅,日军据北侧民宅顽抗,双方在村内逐屋逐室争夺,战况极其惨烈。战至18时,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大而由36师接替周家桥一带的防务。
在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遭受严重伤亡。会战结束不久,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税警总团余部编为四十师,而五千余伤员就不管了。孙立人伤未痊愈即赶往武汉,即以这五千人为基础,于1938年3月重建税警总团,招纳旧部。不久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到1941年底,所部第2,3,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38师。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编入缅甸远征军,战绩辉煌。后编为新一军,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部队,最后在辽沈会战中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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