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统治安徽12年，省主席几度易人，但以李品仙任皖省主席时间最长：从1940年1月起到1948年8月止，共八个多年头。这期间的派别间斗争，亦最为尖锐复杂。其中包括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各派系、新桂系与地方实力派系以及新桂系内部各派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波诡云幻，光怪陆离。特别是新桂系与中央cc系的斗争，曾经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直到他们与国民党蒋家王朝一道覆灭。现就笔者亲闻目睹，记忆所及，略作点滴述录，以供研究史实的参考。
一抗日战争前，安徽这一块地盘，党、政、财、文的大权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实力，基本上都在cc分子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以后，日寇倾其全力，沿津浦、陇海等铁路，沿长江、淮河，分头向武汉地区侵犯。安徽沿铁路线、沿江淮的交通城镇，都相继沦陷于敌手。国民党党政官员，都纷纷向大后方逃跑，政府组织解体，地方上一片混乱。这时，安徽已由抗日前哨，逐渐变成了敌人后方，按军事序列划属于第五战区。当时为所谓密切军政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就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从此，安徽便由cc系的属地转为新桂系的统治范围。不久，李宗仁随军前进，改派桂军头目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继任省主席职务。李、廖主政期间，完全实行着大广西系的一套做法，不仅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把所有专员、县长都一律换为广西、湖南人或者亲桂系的嫡系分子担任；同时，还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举办干训班，培养了大批广西系爪牙，分派到县、区、乡镇，甚至村保一级，担任各级领导，提出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从而彻底摧毁了cc系在安徽的基础和地方势力。例如桐城县与cc系关系密切的大绅士光九香提出反对意见时，新桂系就加以破坏抗战的汉奸罪名，严厉地把他镇压了，用以巩固新桂系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新桂系鉴于当时安徽环境险恶，敌伪环视，为扩大政权，执行政令，又不得不运用部分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来加强抗日宣传、组训工作。如当时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以及下设的工作团、队和青抗、妇抗等组织，都是由各方进步分子所组成，对抗日动员工作，开展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之下，cc系的头目，又不在安徽，而他们的各级党务工作，亦黯然失色，毫无作为。及到1939年初，地方秩序渐趋稳定，cc系的主要头目刘真如、方治从大后方回皖，一看到安徽的情形，与昔日cc系统治的情况相比，感到面目全非，极为不满。他们左冲右突，无法插足，于是就找出种种借口，向蒋介石提出控告。如说：新桂系排挤打击“中央”同志，新桂系庇护**，新桂系的某些高级干部有**嫌疑(如当时散布的空气，说陈良佐、李一尘、胡学林等是**，实际他们全不是)以及新桂系干部贪污、腐化、走私等等。矛盾正在激化时，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死了。又由李宗仁、白崇禧保举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李是广西系高级将领之一，当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扎在襄(阳)樊(城)一带。因此，安徽的政权仍牢牢地掌握在新桂系手中。
二蒋介石为缓和新桂系与cc系的矛盾，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布李品仙为安徽省主席之后，并决定让李品仙兼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调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以拉笼李品仙，加强团结，名义为共同抗日，实质是要他们共同对付**。李品仙赴任之前，在重庆奔走联系了一个多月，并接受了cc系的一些人事安排：一是让cc系嫡系分子刘真如任安徽省政府委员，以后并兼任省干训团的教育长；二是cc系大将方治仍回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三是让cc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四是接受一批cc分子、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如周天固任李的随从秘书，萧继宗任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兼编《春秋月刊》，周方任党政分会少将专员兼干训班教官，蒋慎良任省府视察（后派为郎溪县长）。李品仙到了安徽后，正是第一次***即将开始之际。他除了接受上述cc系的人事安排外，送给蒋介石、cc系的第一个秋波是：改组省动员委员会，撤换了一些进步人士，如周新民、狄超白、朱蕴山、童汉章、陈超琼等，并迫使他们离开了“立煌”；其次是撤换了民政厅长陈良佐，撤换了财政厅长章乃器；接着又撤换了几个贪污、走私、声名狼藉的广西县长，如苏云辉、覃国光、黎炳松，并拘留审讯(后来这几个人被广西兵把他们抢走了)；同时，也放手任用了一批科秘级的cc分子，如建设厅的杨甲，省银行的吴墉祥、许钱农，财政厅的吴文源等等。这是李品仙得到cc系的上层支持，而互相利用的结果。因而暂时地保持了一段平静的局面。但是，众所周知，新桂系与蒋介石、cc系从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自1929年桂系反蒋失败后，就一直负隅广西，表面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五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实际上，我行我素，并不买中央的账。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各有目的，各有所怀。但是，李品仙到安徽之初，与cc系密切合作，特别是cc分子苏民、杨绩荪，受到李品仙的信任，经常不离左右，成了李品仙的“智囊团”，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纷纷写信、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李品仙的做法，损害了桂系“团体”的利益。李、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并提起注意。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有了转变。而偏偏刘真如、方治之流，还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中学校长任用问题，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情况，特别是方治曾经与cc分子商议，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刘是安徽合肥人，提出“皖人治皖”，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cc系的拚斗。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立煌”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翻箱倒笼，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当时的传说是：一、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士兵是去抓赌的；二、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家里有电台，常与日本人通讯，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实际上，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逐客令”。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报告被搜查经过(怕从“立煌”电报发不出去)。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cc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不久，方治也就离开“立煌”去重庆。李品仙对于cc系的进攻，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节节前进。省党部是cc系在安徽的大本营。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杨绩荪，使之靠近新桂系；继之，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反cc系的干训生陈天任、郑汉(实际是**地下党员)、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使省党部cc系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系的cc分子，文件到了李品仙面前，马上就能予以改变。这样一来，使cc分子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弄得一筹莫展，无法工作，被迫辞职。接着国民党中央先后又派来cc分子魏寿永、曹敏为书记长，也都先后被迫辞职离去。以后由李品仙保荐了靠拢新桂系的杨绩荪代理书记长。cc系在安徽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刘真如，当时曾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省干训团的教育长，cc系想通过他来掌握地方干部的。可是干训团的副教育长、教务处长、训导处长、大、中队长及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是广西人或者是亲广西分子，刘真如说话无人听。不久，亦被李品仙派到安徽学院去当院长，教育长改派陈诚系的张宗良接充。cc分子王枞原任《皖报》社社长，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把他撤换，派杨绩荪为社长。在省政府委员方面，方治、刘真如调走后，除了骑墙派的苏民、杨绩荪外，没有一个嫡系cc分子。至于在专员、县长方面，除了个别沦陷区外，cc分子亦休想染指。记得省党部委员cc嫡系分子范春阳，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一直搁置不办，不予同意。不仅上层如此，在很多的县里，新桂系与cc系的关系也很紧张。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cc分子或亲cc分子。而各县县长等，全都是新桂系分子。他们仰承上级意旨，对于cc分子，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说说人情，同样遭到冷遇，或者拒不理睬。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后改称联系站)与之相对垒，有时互相攻击，双方都向上层告状，打笔墨官司。所以从上到下，cc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党部不受重视。针对这种情况，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1943年1月，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日寇数千人，从湖北黄冈、罗田，未遇任何抵抗，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使广西系所宣称的“固若金汤”的抗日根据地“立煌”，一度遭到日寇沦陷。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发传单，上街游行，喊口号，要求撤换李品仙。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灰溜溜地回到了“立煌”。但是，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新桂系握有重兵，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后来，李品仙回到大别山，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但是反对无用，还故意自矜地说：“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可是中央不同意，只好再勉力干下去。”这是有意说给cc分子听的。但是，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已标志着cc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安徽毗临首都，cc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不服调遣；同时，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即新桂系统治安徽期间，视安徽如广西的殖民地，就像满清的八旗贵族统治汉人一样，各级机构的重要官员，基本上都派由广西人或他们信得过的新桂系分子担任。贪污勒索，搜刮聚敛，无所不用其极，差不多的广西中上层人都升官发财娶妻纳妾，有些地方民间流传着：“只要会说广西话，就把官来做”。“广西人把安徽的地皮都刮尽了”。“生下男的是老蒋的，生下女的是老广的”等等。cc系就历举了新桂系这些罪恶，在南京组织起反李运动的新**，一面利用在南京的安徽人士，包括部分学生和cc分子，在南京市区结队游行，喊口号，散发传单，贴标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请愿，向安徽在京的元老们呼吁；并在《救国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宣言，发新闻，使全国上下无不知晓，势头很猛，轮番不断地进行，大有不打倒李品仙，誓不罢休之势；同时，并策划发动上海皖籍人士，积极响应。另一方面，撤换了李品仙兼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仍派被李品仙排挤走的cc分子刘真如来接充；撤换了为骑墙派杨绩荪的省党部书记长职务，改派cc系的死硬分子范春阳接充；在省政府方面，自方治走后，厅长、委员中没有嫡系的cc分子，这时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而由财政部直接委派了中央调统局cc分子濮孟九接替；其后又派中央调统局cc分子闻汝贤为省府新闻处长。李品仙派到省党部的科长、秘书等，也都一一被撤换了。再一方面，又由范春阳等在省内策划组织倒李运动。新桂系及李品仙在这一猛烈进攻的面前，确实受到很大震动。过去李品仙对在安徽的cc分子步步进逼，使之一个个离去，可以说是节节胜利；而现在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处于被动了。但他也急起反击，坚决斗争，其所采取的策略：第一，是不得不让出一些职位，安排其他中央系及中间势力的人物。例如建设厅长派由陈诚嫡系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担任，教育厅长派由朱家骅系的翟桓担任。派陈诚的秘书长王东原的弟弟王修恺担任省卫生处长，派中央元老派推荐而属于军统关系的宣xx为皖东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派中央系军统系霍照亭为贵池区行政督察专员等，其他县长和田粮、税捐处长亦接受中央各派系主要人物推荐，任用的也很多，借以拉拢各方面的助力，来对付cc系。第二，加强巩固内部，以抵制cc系在安徽的倒李活动，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了几个组织：一是组织了“安徽建设研究会”，以网罗省参议会、三青团及省级机关的领导成员为参加对象，吸收上层分子很多，但以陶若存、张宗良、朱子帆、汪幼平等为核心，开展各种拥李的活动；二是组织了“公务员进修会”，以吸收各机关的中层干部，如科长、秘书、视察等这一层级的人员参加，开展拥李和反cc系的活动，领导的人员是苏民、黄同仇等，而下面串连活动的则是冯治安、石裕鼎之流。三是组织了“安徽地方自治协进会”，主要是吸收中下层的干训生参加，如厅处局的科员、主任科员这一层级的人员，以防止为cc系所利用。主要的领导人是黄绍耿，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张鸣、杜定球之流(均广西人)。这几个组织成立后，都进行了一些拥护李品仙、反击cc系的活动。例如有的通过参议会或以个人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李，或者组织地方人士赴京请愿，反对cc系；有的则发表与cc系针锋相对的宣言，向全国散发。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省内cc系的倒李活动，起了作用。此外，当时还有一部分人，是自动组织的“地方建设同志会”，其中有少数省参议员如程西明及转业军官等。主要的上层关系是属于军统、三青团方面，如与刘启瑞、刘真等有直接联系。他们本来是具有反新桂系倾向及与“建设研究会”有矛盾，想唱对台戏，但因他们的上层军统与三青团高层人士与新桂系有了默契，这个组织未进行公开活动和发生什么作用便偃旗息鼓了。我认为当时上述各组织，除了拥李、反cc系之外，都还有各自的目的，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第三，积极开展在省外，尤其是在南京的反cc系活动。先是在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派皖人陈子英、夏馥堂为驻京代表，搜集情报，反映情况，并做cc系中下层的联系和“策反”工作。接着又派湖南人萧洁宇(原二十一集团军经理处长)为办事处处长，并派省府参议高俊诚(河北人)，卸任县长马垌(湖南人)等多人作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不断地派省参议员陈献南、专员汪幼平等去京、沪奔走活动；派安徽学院亲桂系的学生杨占国、郭xx等多人去南京，做各种联系工作。派文艺新闻人员吴广略、李春舫、殷乘兴等以“大别山新闻社”名义，去南京联系报界和新闻界人士。所有这些联系活动的方式，不外是封官许愿、送钱、送礼、送名义。例如把军统、三青团方面的刘启瑞、刘真，接近元老派的陈紫枫、马景常等选为安徽籍的立法委员；其他接近中央各方面有点影响的人，如丁澄芳、张一寒、虞应生等则选为国大代表。军统分子痞氓式的人物佘乐泉派为凤台县长。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部下的上校处长田迭波、陈宰均及文艺人王门等聘为省府参议，月送车马费数百元，其他聘为省府顾问、参、咨议的很多，还有一些被收买的cc系下层分子或反cc系的下层分子，派为县以下科长之类的亦不少。像报社、新闻界人士大多以送钱、捐款、给津贴、补助的方式“交易”。一掷数千，很为平常。第四，京、沪的高层有重大影响人士，李品仙则秘密亲自出马，登门联系，例如安徽元老派许世英、吴志信处，李品仙亲自去看望，陈述政情。特别是皖籍旧军阀杨虎，是接近cc分子的，当时是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实际负责人，cc正准备利用他在上海发动倒李运动。李品仙以旧相识的关系，悄悄地去到上海，住在杨虎家里接拢关系，盘桓数日，并送了他一笔款项，作为酬应，结果上海的倒李运动，便无声无息了。张治中回巢县探亲，李品仙特派黄同仇等用专车迎张到合肥，除盛宴招待之外，并召集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品仙致欢迎辞时，对张大肆吹捧，恭维备至。张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安徽》的讲演，对李品仙的政绩，亦多加赞扬，为新桂系捧场。加之，cc系在安徽也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革命青年，勾结土劣，鱼肉人民，也是一贯的作威作福，祸害地方，为广大群众所愤恨。同时，又加李品仙采取了一点让步与收买策略，如派cc系的程朱溪担任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软化cc的内部。因此，cc系的这场反李运动，虽然来势很猛，但并没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而逐渐地减弱下去了。后来，李品仙于1948年秋季垮台，还是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逼迫和他们新桂系内部倾轧而滚出安徽的。
三在李品仙主皖期间，除了新桂系与中央系的矛盾斗争之外，在新桂系的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鸡争鸭斗，紧张尖锐。首先是李品仙与张义纯、夏威等军头之间，互有倾轧。张义纯过去与廖磊、夏威比较接近，都是性格鲁钝而又简单暴戾的军头，都是白崇禧的宠儿；而李品仙秉性阴险，善于耍政治手腕，在军阀内战期间曾一度与白崇禧发生嫌隙，而与李宗仁比较密切。这样一来，张义纯与李品仙之间，本来就不太融洽。1943年1月，日寇窜犯大别山，“立煌”一度沦陷，全国震惊。恰巧李品仙出巡皖南，由张义纯负责守备，因此，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埋怨责难，都向中央及李、白陈述意见，结果张义纯没等李品仙回到“立煌”，就被免职而愤然离去。至于同夏威的矛盾冲突，则是后话了。陈良佐在当安徽民政厅长时，曾经红极一时，但由于陈是桂籍的政治干部，与军方头目如张淦、徐启明、张义纯等，常为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矛盾。结果，这些军头们后来联合向李宗仁、白崇禧告状，把陈良佐赶了下台。陈良佐走后，继任的是韦永成。韦是李宗仁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声势显赫，原任第五战区总政治部主任，是新桂系少壮派的首领，也是五路军政工干部的头头。由于具有这种皇亲国戚的身份，他到安徽来，桂籍的军政干部，一般的都不敢触动他，所有重要人事安排，李品仙都要尊重他的意见。例如苏民曾经活动当皖南行署主任，李品仙同意了，第三战区顾祝同也同意了，李宗仁也基本同意。但是，韦永成不同意。他去到重庆与白崇禧一谈，马上就改派了陈诚系的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接充，把骑墙派的cc分子苏民打了下来。又如，安徽的教育厅长一职，一直是cc系所控制。方治调走后，中央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正计划仍派cc分子邵华或陈访先来接充。李品仙迅速保荐了张治中系的万昌言接充。万离职后，cc系又想派人，韦永成去到重庆，经过活动，竟设法改派了朱家骅系的汪少伦来接充，在他的控制之下。至于省内的专员、县长之类，异己分子休想插足。但是，就在此时，在新桂系内部，出现了较明显的湖南派与广西派的明争暗斗。本来，这种桂、湘派别，在廖磊时期就已存在，而到了李品仙时期，更为明显了。李品仙是湘军唐生智的旧部，以后投向李宗仁、白崇禧的，李的部下，有一部分湖南人。例如萧洁予、马中骥、凌孟南、向恺然、罗园仙、粟天一、龙炎午等等很多。正好，随李品仙来皖的苏民、杨绩荪也是湖南人。在苏、杨的拉拢下，他们就利用地域观念，结成了小团体，公开地挑起了湖南派的旗帜。苏、杨并利用他们cc系的关系，暗中联合省党部书记卓衡之等一起向以韦永成为首的广西派进攻，指名道姓地散布广西派的劣迹。遇事掣肘，包围李品仙，结果苏民活动皖南行署主任时，韦永成去到重庆坚决把他捣掉。杨绩荪想当省府委员，也一直没有实现。苏民、杨绩荪接受cc系的重托，为cc系一个什么脚色，想活动一个县长，几乎在李品仙面前说破了嘴唇，而韦永成这一关就是不通过。李品仙的老婆罗啸如，也是湖南人，就由苏民老婆杨xx出来，联系杨绩荪、桂竞秋等的老婆多人，结成十姐妹，并把罗啸如捧为安徽省妇女会主任委员。罗的文化较低，从来做官太太，没开过什么会。第一次开委员会时，一般都比较郑重，按当时的会规，应当读“总理遗嘱”，会议进行时她读不上来，结果，苏民老婆等出来圆场，说：“我们今天会议，免去这个仪式吧”。开始进行其他议程，弄得全体参加人哄堂大笑，一时传为笑谈。韦永成具有蒋、李、白的几重关系，称得上是“皇亲国戚”；又有一大批政工骨干，在安徽俨然是新桂系的继承人，广西派的首领。李品仙在诸多的问题上，都尊重他，让着他一点。但是，李品仙的弟弟李品和在表面上虽是非常服从韦永成的领导，暗中却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是在争夺干训生的领导权上，李品和采取了独立的步骤，不听韦永成的调度。省干训团自副教育长以下的主要成员，差不多的都是韦永成的人。但是，具体领导干训生活动的，先是干训生同学会(即同学通讯处)，后来改为“干训生联络辅导处”(县设有联络站)。最初同学会由李品仙的随从参谋王汉昭负责，王调走后由麦世法负责，具休掌握联系全省干训生的工作，包括与cc系及与地方非桂系势力的斗争。不久，同学会扩大改为“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干训团的各处平行，并可直接秉承兼干训团主任委员李品仙的指示办事。处长一职，当时角逐的很多。后来，李品和直接站出来，要求从总务处长调为“联络辅导处长”，他以李品仙“御弟”身分，当这个处长，就如韦永成当民政厅长一样，别人无法置喙，连韦永成也不好提出异议。因而，一举从干训团里把干训生的领导权分割了过去。李品和走后，又由李品和的忠实走卒蒋义民、王镇华、张鸣等先后继任，始终掌握不放。与此同时，为配合各厅处，保障干训生的优先任用，李品和又把政工系干部李健文的省府秘书处人事室主任拿了下来，推荐他的走卒王镇华充任省府人事主任。这样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人事室配合起来，就掌握了全省干训生及基层干部的任用权。后来，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省府人事室，在基层干训生方面的各种摆布，贪污腐化，弄得声名狼藉，韦永成也感到无办法。据说，韦曾向李品仙提出了李品和这批走卒的乌烟瘴气的情况，请予处理。过一段时间，只是撤换了李品和的第一梯队，接上去，还是他的第二梯队。如蒋义民调走，改由张鸣接替等，始终与韦永成分庭抗礼。最后，在新桂系里，爆发最大的派系斗争，则是夏威与李品仙的冲突。前面说过夏、李之间，原来就有宿怨，到了1948年春夏之际，人民解放军大军已近逼淮北，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夏威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为讨论总体战的方案问题，夏威曾在大会上把李品仙的代表、民政厅长黄同仇，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说他反对“总体战”，弄得黄同仇会未开完，就返回合肥，睡了几天不办公。实质上，这就是对李品仙的指责。以后，夏威移住合肥，要求省政府修公路、拆民房，李品仙亦不予置理。李、夏虽同住一城，一条街上，也互不磋商，以致最后夏威就分别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控告李品仙，说他配合剿共不力，并反对总体战。结果，李品仙被撤换调离安徽，改任华中绥靖公署副司令长官，而由夏威兼任了安徽省主席。
四在李品仙主皖期间，新桂系与中央其他各派系，以及安徽地方实力派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矛盾激化。例如在1941年前后，军统分子、三青团头目孟民希，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尤其是在干训团中设置三青团组织的问题，而与新桂系发生过冲突。但是，到了张宗良接掌安徽三青团时，这种矛盾逐渐缓和；并且因为党、团要合并，党、团之间有矛盾，为争权夺位的关系，张宗良反而逐渐靠拢了新桂系，使三青团在反cc系的斗争中，成了很大的助力。还有军统方面设在“立煌”的缉*(即特务机关)和设在地、县的联络站，一则他们都是秘密工作，像军统的头目蔡填初、翁揆一等等，不大公开露面；再则，军统的当时工作对象，大多注意于沦陷区和某些军队方面，对地方政权直接干预的较少。正如李品仙所说“他们不想夺权，不像cc”，矛盾不明显。同时，李品仙还应付他们，分个把县长、处长缺给他们做几年，如游铨、汪廷霖(舒城人)就都是军统分子的县长。在最初几年中，新桂系在与安徽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方面，也是很紧张的。例如，在抗日初期，江北地区发展起来的五路抗日人民自卫军，所有部队都被新桂系用强迫改编的方式吃掉了，而这批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又称为司令)，如石寅生、岳相如、余亚农、宋帮翰、张节等五大头目，可以说都是地方上有实力、有影响的旧军政界人士，是与国民党中央系并不一致的。但是，新桂系一直持压制的态度，军队被吃掉了，指挥官们不作安排，只是给予省政府客卿地位的空头“顾问”名义。有的被迫回乡或他去，有的在“立煌”山城盖了几间“钢骨水泥”(即竹木泥土)房子，在那里作寓公。如张节的寓所，还挂个“匡庐”的横额，悠游闲散。随着这些指挥官的官佐，也多闲置起来。当时的所谓南江(江彤侯)北常(常藩侯)，是省内有影响的，也是历来不满cc的人物，桂系与之也貌合神离。江彤侯曾以议长身分，在一次省临时参议会上，对安徽的基层政治和干训生的劣迹，提出了批评。不久，新桂系就以干训生同学会的名义“上书江议长”，气势汹汹，提出责问。迫使这些人士噤若寒蝉，对政治情况不再置议，当时随李品仙回皖工作的高长柱、储应时、范苑声、钟鼎文，号称为“四大金刚”，都挂的是红边少将衔。虽然各人的来历不同，政治派系也不一样，但都是安徽人，他们又常相往还，新桂系也认为是代表安徽地方势力的，受到讽刺打击，后来如高长柱、钟鼎文被迫离去。此外，像朱子帆、王贯之、陶若存这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系的，并为新桂系致力的人士，他们也都被看作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加以控制。甚至有些桂系分子，攻击张义纯的时候，也竟说他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这就意味着，应当加以防止和反对。因为当时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最初几年，尤其李品仙任职前后，一般的军政官吏头目，几乎是“非广西人不用”。即使用了也不太信任，除非像省保安副司令陈维沂那样的安徽人物：跟白崇禧当了副官几十年，头脑里只知有李宗仁、白崇禧，别的什么都不买账的僵化分子，他们才能信得过。这就必然的加深了新桂系与地方实力人物的矛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时期，在省外，由于重庆的cc系反李活动屡屡兴起；在省内，群众对广西人的贪污聚敛、作恶多端，已经到了极为憎恨的程度。他们对于地方实力派的人士，也越加杯弓蛇影，更起疑猜。就是对于亲手培养的桂系爪牙干训生，也多方注意，翻来覆去地挑选，加以控制。据当时一度传闻，就是对于一直跟随新桂系跑的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等，也是有疑虑的。据说当时的所谓“建设研究会”，最初就是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汪幼平等安徽实力派人物政治力量的自动集中，也是含有对新桂系和一切派系的示威和炫耀而组织起来的。至于后来怎么又参进了广西人、湖南人，并成为李品仙直接掌握的反cc的斗争工具，那只有主持其事的个别人清楚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南京cc系的反李浪潮即将涌到之前，新桂系已预感到形势的不妙，才放开这种派系门禁，拉拢各方面人士，争取一切助力来对付cc系的攻击。但是，新桂系、cc系，以及一切反动派系，不久以后，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面前，随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变作历史的沉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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