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粉碎“***”的第一个春节,十分祥和而又热闹。
《洪湖赤卫队》、《东方红》、《小兵张嘎》等一批在文革中被禁10年的电影恢复上映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到处去弄这些老电影的票子,每天去电影院赶场子。而上海的大街上,也可以随时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传唱。
十年动乱结束,如同春水融化了坚冰,人们充满了喜悦,也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但是,我在春节之后却陷入了痛苦。
可能父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痛苦,特意等春节过后才向我摊牌:他们不赞成我和晓晗的恋爱。
他们手中有一份上海慰问团干部对晓晗家庭背景的调查,晓晗的上一辈亲戚中有一个人,与我的父辈在年轻时代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政治阵营。
父母再三强调,他们自己在参加革命前就是农民的孩子,在“门第”上并不存在偏见,不反对我与普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处,但不能接受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做亲家。
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即使是普通人家,在择偶时对对方的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都十分关注。可靠的政治背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我承认,在那个年代里,自己偷偷地看过许多爱情小说。从中国的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传奇杂剧《牡丹亭》一直到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作品中那种重爱情,轻生死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在爱情上,我更倾向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我并不想违拗父母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一生的平安。
但我却想起了一个人,他经历的痛苦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个慰问团干部,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有一个恋人,毕业分配时,组织上对他说,如果要去那个重要的部门报到,就必须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恋人分手。
他们分手了,但恋人知道他还想着自己,竟毅然去了外地工作,并很快和一个瘸子结了婚。
他对我说这段经历时,早已成婚生子,但我却看到他的眼眶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想到这将跟随他一辈子的痛,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会放弃分配到那个单位,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会放弃单位。
因为我向往自由的爱情,我无法想像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地分离,然后再分别去同另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煎熬的又岂止是两个相爱的人?
晓晗这天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提篮桥到徐家汇,从中午到夜里。
我们还没有品味就要到来的幸福,就要谈论分手的痛苦了。
晓晗说:“我回去问母亲,亲戚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母亲什么也不说,只会哭。”
我问她:“你不认识这个亲戚?”
晓晗说:“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亲戚。我想……为了你的前途,我们还是分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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