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法庭做好调查，王淑祥一次又一次走访证人，请求他们做出证明。
善良的邻居们非常同情她的处境，早就给她做出了一份又一份的证明。
亲身经历此事的原建材局汪副局长也做出证明：“原昌黎县食品罐头厂离休干部穆轩遗属王淑祥同志于94年9月找到原地矿建材局，反映她所住公房被朱治私人购买。当时地矿建材局领导认为此做法不妥，因公房属国有资产，不经批准不能出售，就是批准了也应该谁居住谁购买。当即由我给原罐头厂厂长王理打电话，通知他所收房款应马上退回，并要做朱治同志的工作退回房款。但一直未得到解决。经委与地矿建材局合并为经贸局后，王淑祥同志仍几次到经贸局要求解决。因朱已办了房屋确权手续，经贸局已无力解决。特此证明。”
“（亲笔签名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在双方交换证据时，王淑祥看到了食品罐头厂和朱治向法庭提供的几件东西，都存有无法掩盖的漏洞：
一、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契约书》。
这一次，王淑祥一家更加仔细地查找蛛丝马迹，果然又发现了纸的问题：一九九二年签订的契约书，所用的纸张页面下方的标记却是：“HE02933”。经昌黎县教育印刷厂证明：这个批号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份印制的！
二、1993年12月1日，以昌黎县食品罐头厂的名义手写、委托贾思办理确权事宜的“委托书”，同《买卖房屋契约书》一样，也是朱治的笔体。怪不得厂长王理说过，厂里根本就没有下过委托书！
三、还有一份落款为贾思的“证明材料”：
“我厂在昌黎县城关北新街有195、196号两处住房，共六间。此房是地震后于一九七七年盖的属砖木结构。该房因厂常年没有维修，坏损严重，对住房户朱治、王淑祥提出的修房问题没有给予解决。原因是企业连年亏损，资金紧张无力维修。厂长李烩和我（办公室主任）碰头，将此房卖给住户。在卖前，李烩叫我征求住户朱治和王淑祥同志的意见。王淑祥同志说‘我和他朱叔说过，我不买，还没钱，又没儿子，买它干啥呀。’与此同时，李烩和我还征求了住户姚江儿媳的意见，她对自己的住房说不买。在这种情况下，经班子研究：为解决企业生产资金紧张，将住户朱治、王淑祥所住房一起卖给了朱治，并形成了‘卖房契约书’。”
这份证明的笔迹又是朱治的！
况且，这里所说和厂里当初给建材局的情况报告中所说内容不符。
四、那份做了深刻检讨、结尾却又知错不改的《昌黎县食品罐头厂关于卖房的情况报告》。与以上几份摆在一起，很明显，又是朱治的笔迹！
与王淑祥上次在建材局所看到的不同之处是：在报告最后与厂章之间的地方多出了一句话：“本报告系王理亲自参与写的和批准上报的。”
五、原审第三人朱治拿出了那套抢走王淑祥住房的交易手续，很多重要环节竟然完全不符合法定程序！
⑴、缺少重要项目：（房登表一）正面的《秦皇岛市昌黎县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产权人”一栏只有经办人的姓名，其余空白；（房登表二）的“邻户签注意见”四个栏中，没有任何人的亲笔签字，只有朱治兄弟二人的印章，其余空白；在河北省昌黎县统一收款收据上，只填写了94年9月，日期为空白。
这么多、又这么大的漏洞怎么可能会通过一级级部门审查呢？
连产权人的姓名都是空白，政府机构怎么可能把产权证正式发给朱治呢？
⑵、房产坐落、间数、面积、建筑结构随意填写：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房产坐落写的是昌黎三街北新片195号，在交税的时候以及确权证上，坐落又变成了昌黎镇三街北新片195号、196号；195号是正房三间，而这张申请表的背面“房屋状况”一栏里，间数又成了六间；在申请登记表上，房屋建筑结构是“石砖”，在所有权证上又成了“砖木”。
房屋买卖本应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怎可如此随意？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式渠道上来的。
⑶、时间不合理：1994年2月办理的过户手续，统一收款收据上却是94年9月；他不交购房款就能办来过户手续，政府办事机构的责任到哪里去了？
⑷、确权证明显示：确权给食品罐头厂的批复日期是一九九四年元月三日。那么，昌黎县食品罐头厂与朱治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契约书》中称“该房已确权”，肯定也是假话了！
认真负责的法官们并没有简单地局限于这些证据，他们在做了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才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遗憾的是，判决书给王淑祥带来的希望很快又被彻底的失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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