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我醒来，外面下了一地的雪。粘了白茫茫，你知道这并不容易，苍南这边有N年不下雪，我是兴奋得边刷牙边冲着楼下的操场唱歌。昨天晚上，我再一次领了学校的奖学金，绕了公园路一圈，提回一瓶二锅头和两带花生，往桌上一丢，住后面寝室的阿用就乐了，他说我是要庆祝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后来我与他边煮泡面边聊天。阁楼上的空气很稀薄，冷气直逼薄毯子里的脚丫子，高复班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缩着，谈着。男人是无法谈的，因为我们两票一致通过，我们都不是男人，孬种。只好谈女人，谈林黛玉和薛宝钗，谈学校里的唯一女老师，谈卡吕普索和王姑娘。
“赶哈？你黑货那个内给？也刺造搞里刺你黑该？”（温州土话，意思：怎么？你喜欢那个女的？上次来这里看你的那个？）阿用说。
“鸟该吗？恩……..”我点头说。“系啊系啊。” （又是温州土话，意思是：哪个吗？哦，是啊是啊。）
很不容易的霜。这样的冬天早晨，我兴许是没有活动开来，第一脚触球，就把球踢出了围墙，围墙有三米多高，我看见英语老师正趴在上面，像只黄色的癞蛤蟆贴着一面不曾有的玻璃，观望我踢球。
后来据他说，他有晨练的习惯，在老家时他要像这般爬上土墩，在这里他是找不着的，就爬了围墙，那球是擦着他的脸飞出去的，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上面，因为他连吭也不吭。
“Hi，Tom！”他爬下来，对我说着，仿佛并不惊慌，脸上带着笑容的，那金边眼镜已经被霜气完全笼罩了。之前他夸过我，说我将来若当老师，一定是个英语老师，而且绝不赖的英语老师。
刚开学的某个清晨，他告诉我是“不平庸”后，我对他突然有些肃然起敬。后来一次，我在校门口遇见他，便热情洋溢地对他鞠了一个躬，并向他陈述了龙港的风俗民情以及我的苹果园等事项，他不愿意听，就生气的说：“你的！给我大大的滚到最后一桌，永世不得超生，大大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地方主义者，可能心中一直记恨二十年前龙港从县城脱离，独立地不顾一切地壮大！他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好的，也见不得龙港人这样的盲目乐观！理由是：来到这里高复，还这么一副嘻皮笑脸！可见龙港人的劣根！永远摆脱不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许他是对，农民才会麻木乐观。
于是我被他排到了最后一排，但第一次月考，我的英语得了满分150。校长前来给我发法国产的埃菲尔铁塔牌饼干和若干元奖金，为了庆祝，他要班主任唱《少年壮志不言愁》，班主任要我唱，我又要校长唱，结果谁也没唱，但气氛融洽了。那天晚上，他心情很好，同意我重新坐到前面去。也许是心情过好，或者要展示慈悲的的缘故吧，他竟然一口气答应我可以“无限制”地靠前，让我的课桌顶住挂黑板的那面墙，与它平行，从此再也看不见黑板。
这些都是插曲，那天晚上，英语老师就在校长身后，神秘地看我，白天他已经对着我的试卷上的分数，把眼镜擦了好几次。他是高兴的，因为他曾预言，我若当老师，会是一个绝不赖的英语老师，他仿佛说对了。
后来又有一次，大概在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吧，高复班的老师对所有走读生进行了走访，他也来过我寝室一次。那天晚上我正在摆弄我的新发型，之前我把我的“杨梅头”蓄得长了一些，又从超市里买回了一瓶摩斯，将它全部灌在脑袋上，一起竖起来，举着镜子静静欣赏。他与数学老师推门进来，我十分惊讶，给他们搬来了凳子。
他坐下了来，却不关心我的发型，指着我的脚说：“怎么光着脚？腊月天，不穿暖会冻着。”
我觉得他太过于女人，指着身上的大衣，解释说：“我身上都穿着这么厚的衣服呢，光脚什么关系！”
他一脸严肃：“小地方也要照顾到，得病往往就是因为不注意小细节。”
我见他那么坚持，只好拿起床边的袜子穿好。他才放心地微笑，把四只眼重新注意到我的型上来，一味地朝我微笑，仿佛是在无声地赞美。随后就走了。
我要告诉你，他姓黄，黄什么华的，至于到底黄什么华，我顾不牢了，我觉得是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后来我得知他是湖南人，上课爱用莲花指，指谁谁发麻，并且一节课只讲七个语言点，多讲一点也不肯。那些，都满满地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寒冷的夜，我偷偷拿出来背记，所以我才能拿奖学金。我想，冷不是问题，我将来一定能考个好大学。
现在他的脸上有笑容，我感觉他又要夸我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向我走来，我在那褶皱的土黄色西服后面发现了一个柠檬的世界。那片麦田一定也下雪了，应该是白色的天地。
宜山镇一定也下雪了，奶奶的！我顶！有什么快乐能胜过这个？在凉凉冬天的早晨，想念一个人暖暖。
我想迎面上去与他温暖握手，又很想“扑通”一声落到水泥地上去，从此不再起来。结果犹豫不下，一天一夜，我在操场中央站立成雪人，下巴后仰，眼睛就指向南方，保持一个OK 的手势。那里，云是清澈的白，仿佛小王同志那柔软的胸部，仿佛果园城堡上空的日光，也许它也曾暗淡过，可是每当我抬头，那里总是灿烂的一片，喜悦不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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