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的来说，学校的生活在戴斌人生的历程上是一段开心的日子，省一级的中专学校虽然那时候条件是很差，但比县城和乡下那是要好的多了，有的时候还可以看些露天电影，学校里也可以借到图书和报纸，学校食堂的菜饭虽然谈不上丰盛，但能够让还在长身体的戴斌能够吃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戴斌没有什么觉得不满足，所以即使在学习和团的工作上有些忙，他也忙的不亦乐乎。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很快新的声音传遍中国大地，思想上的桎梏一旦除去，学校这个思想的前沿阵地就显现出他的勃勃生机，虽然戴斌的学校只是个中专学校，但是就读的那些知青学生依旧通过各种渠道与外地的同学联系着，彼此交换着信息，戴斌思想在学校里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在寝室里，在食堂里，在操场上，那些知青学长们吹的吐沫横飞，戴斌在边上便扮演着一个良好的听众。有些大胆的老师也公开的在学生面前说一些大胆的言论，在这种熏陶之下，戴斌对这种社会变革很快就有所了解。人一旦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了解的不同，他的眼界也就不同，如果戴斌还在乡下当一个代课教师，他对当前局势的了解绝对不会如学校一般深刻，如果在乡下，一直要到1984年才取消人民公社，改革，对农村来说，是最早，也是最晚。
等时间到了1979年，戴斌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国家决定从１９７９年起，用３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戴斌十分高兴，因为他所就读的财经学校毕业后将会有用武之地，在那个时候，戴斌就敏锐的感觉到，经济是国家的一条命脉，从事财经工作将会有很大的出人头地的希望。
戴斌天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欲望让他在学校里一直是学习上的佼佼者，这一直保持到他毕业。就在毕业之际，人生一次重大的选择来临了。
那个时候，由于教育体制瘫痪多年，人才奇缺，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要量都大的很，特别是国家把总的政策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财经人才就尤为抢手，就连戴斌自己的学校都需要补充新的教师，学习成绩优良的戴斌自然成了香饽饽，学校的领导专门找了戴斌，说如果戴斌愿意留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可以免试直升本校刚升格的大专部，而且以后有机会会推荐戴斌去更好的学校进修。省财政厅这个时候刚刚恢复，一些不懂经济只懂政治的人理所当然的被雪藏，所以财政厅的人事处专门到学校来挑人。
作为主管部门来挑人，学校自然不敢隐瞒，戴斌以其优良的成绩，中共预备党员和团干部的身份，还有革命军人后代的家庭成分，自然脱颖而出在人事部门的领导面前，毫不犹豫在在戴斌的名字面前用铅笔划上了一个圈圈。
学校自然舍不得，与人事处的领导在一起商议，学校也划归财政厅领导，那自然也是财政厅的下属单位，戴斌分配在哪里都是为财政工作服务，而且在这里服务以后还能为财政战线培养更多的人才，学校这样提着意见。人事处也没办法，就提出折中的方法，让戴斌自己提出去向的意见，组织上再考虑。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吴红卫主动找到戴斌，要做戴斌的思想工作，但是他并不是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劝戴斌留在学校当老师，而是劝戴斌去财政厅工作，他历数了戴斌的优点，又从他的角度为戴斌分析了一遍到财政厅工作后的好处，极力劝戴斌去财政厅工作。
戴斌心里本意就是愿去财政厅的工作，但是学校提出的深造的条件也诱惑着他，吴红卫一下敲醒戴斌，在哪里不可以深造，你去财政厅工作不是也可以参加函授、夜大拿个大专文凭？一语点醒梦中人，戴斌于是下定了决心去财政厅工作。
虽然那个年代人才的匮乏给那几届学生有了非常好的就业机遇，使得77到79三届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但是回过头来说，未尝不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这一方面也印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实行知青下放政策的初衷，让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吃点苦，接受劳动教育，以后能成才。是啊，这些吃了苦，又有恒心去努力通过高考在众多人中走出来的谁又不是人才，以后的荣耀也多半是他们应该创造出来的。而现在的孩子又有几个能有挫折的经历和吃苦耐劳的恒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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