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仅仅在茹费理到达大清的第三天，两国就敲定了之前的协议，其中绝大部分的条款都未有变动，只是多了一些附加的内容，诸如法国政府将向清国提供3000万法郎的贷款，而清国放开国内市场，允许清法合资兴办企业。但是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一个更大的消息被爆了出来，清国皇帝光绪将会随法国总理一同回到欧洲，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访问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当然最让欧洲资本家们欢欣雀跃的是清国皇帝还带了来将近1000万英镑的采购项目，要知道即便到了十九世纪初，在1908年至1909年之间英国全国的税收收入也不过是1亿2千多万英镑。
对于茹费理来说，不但圆满完成了清国之行，签订了协约，更是解除了之前的信任危机，除此之外还为法兰西带来了意外之喜，让清国的皇帝主动打开了广阔的东方市场。虽说“清外合资企业”的概念对于律师出身的茹费理来说实在有些深涩拗口，但他还是敏锐地发觉了其中巨大的商机，这对于越来越疲软的法国工业无疑将是一击强心剂，至于那1000万英镑的采购款，则像是大餐前的开胃小菜一般。
外国资本在清国设立公司这并不是稀奇的事，早在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广州设立了洋行，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55家，但大多以鸦片贸易为主。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外国在华的投资,已经进入贸易、银行、航运、船舶修造等行业。据说那时外国投资的公司、工厂等已经有几百家。但是,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外国资本进入的和管理的法律或国际条约、协定，更没有进入的程序性规定。所以应该说在马关条约以前，由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设立的公司、工厂不是“依法设立”的，而是“非法”企业。不过“存在即是合理”，非法之下外企的数量依旧是飞速的增
长，至甲午战争前，外商在华的工业企业已有191家。
直到甲午战争以后的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第六款第四项约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据此，日本取得了在华建厂特权，而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也得到了这个特权。自此，列强“名正言顺”地开始了在中国的资本输入活动。1898年，中国境内外资商行共773家。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商通用电气公司等。外资公用事业公司，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天津比商电灯电车公司等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如俄国修筑了中东铁路，德国修筑了胶济铁路，法国修筑了滇越铁路。在矿业方面，焦作煤矿、开平煤矿、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门头沟煤矿等，都在此时被外商收购。总的来说，外资的进入使得中国半殖民化越发严重。
不过现在还只是1884年，此时大清的皇帝提出允许部分外资在国内办厂，还将为此编订法律条约，这就使得原本“非法”的外资，可以大张旗鼓的进入清国，这对于法国资本家来说无疑是极有吸引的。虽说这些都是建立在合资的基础之上，使得垄断经营成为了泡影，但相对的由清国政府负担一定的资本，同样也减轻了外国资本的风险，毕竟大清的投资环境并不是十分良好，这样比较下来还是值得的。
其实在当时，大清合资的雏形很早便已出现，从远洋运输业上来讲，当时的外轮公司为了扩大资本千方百计的诱使华人投资。不少华商遂将资本投向外国轮船企业，如美商琼记商行咸丰九年（1859年）购置“金山”号轮船时，在所需资金的34个股份中，华商投资就占了9股。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能算是“中外合资”，至多只能算是“华资外投”而已，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已经有了合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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