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中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因素与高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与低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人际关系冲突的暴力解决方式女性家外权力男女两性间的经济不平等社区对暴力的积极干预以男性统治／强悍／光荣为男性气质理想3存在纯女性群体（工作或社交男性在家内的经济和决策权威存在避难处（庇护所／朋友／家庭，inparker，etal，）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些女性主义者还提出了警惕“反暴力陷阱”的问题。所谓“反暴力陷阱”是指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对性别暴力的关注有可能导致性本质主义的增强，即增强了那种男性对女性施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冲动，是由男女两性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观点。
本质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它为现存的地位等级结构提供了生理的依据。如果说现存的男女关系结构是有生理基础的，那么就应当认为它是天然合理的，甚至是好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从男性气质角度（一般以生理根源来解释）提出问题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跨文化研究并不能证明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如前所述，一些跨文化研究证明，至少有一些社会完全不存在强奸和虐妻现象。有些反对家庭暴力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在主观上想为妇女赋权，但是她们对家庭暴力行为机制的本质主义分析反而贬低了女性，把女性当作是完全被动的人，把女性贬低为仅仅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本质主义观点的错误会导致男性统治地位的合理化，自然化和固定化。从妇女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做是不智的。
近年来，女性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作出解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把暴力看作少数人的变态；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则认为，暴力行为是社会的阶级差别所带来的挫折感和压抑感导致的；由于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由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由于恶劣的住房，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缺少工作机会，一些人才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因此，对女性施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社会的下层。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暴力现象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强奸犯大多数对于被害女性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应当说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夫妻平等的家庭增加了，家庭暴力一定会大大下降。
女性主义还发起了一场关于强奸的论争，提出了防范强奸的理论和政治。按照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和现实的理论，女性主义主张把女性想象成既不是已经被强奸，也不是天生可以被强奸的。反对以女性的易受侵犯性来限定女性的政治身份。法律威慑阻止强奸的努力从根本上讲选择的是劝说男性不要强奸。这样它就假设男性确实具有强奸的权利，只是劝说他们不要使用这种权利。它并不设想一些策略，能够使女性破坏男性强奸的权利，能够使女性从男性手中彻底地夺回强奸的能力。
女性主义批判了流行的强奸话语，称之为性别恐吓。强奸话语使女性认为自己有危险，易受侵犯，惊恐万分，并且邀请男性把他们的暴力当成合法的，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资格对女性提出性要求。强奸犯更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相对于女性而言的社会位置，而不是所谓体力上的优越感。因此，强奸往往由于女性的恐惧而得逞。
女性主义把强奸限定为针对恐惧主体的一种行为，而不是针对暴力主体的一种行为——就是说，不针对准强奸犯认为将会进行反击的人。反抗往往能阻止他的行为，恐惧反而能增加其暴力成分。武力抵抗并不会使强奸犯增加暴力成分。女性主义认为，当阻止强奸的伦理重担不在我们一方，而在强奸犯和支持他们的社会一方时，我们要是等待男人决定不再强奸，我们的等待将会十分漫长，遥遥无期。要建设一个我们不再会有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把强奸文化吓得魂飞魄散。女性主义提出，性别暴力包括如下特征：针对女性的暴力跨越社会经济地位的界限；性暴力犯罪报案率最低；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起诉率最低；性暴力的受害者常常会受到责备；性暴力没有被严肃对待；性暴力与暴力、权力和性有关。
自内罗毕战略提出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作斗争以来，各国女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女性教育和受虐女性庇护所，到全女性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场全球性的反对对女性施加暴力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不少人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性
两性关系最新章节第33章 暴力 4地址 神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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