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海河航运依旧是一片歌舞升平鼓舞热心的时代，不过越来越多的货船或是客轮不得不依靠拖船才能直达紫竹林租界港口，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最为突出的便是大沽口的货运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并不是所有的船主都可以容忍拖船的。
海河上的拖船数量也是有限，而且在价格上也不便宜，市场上的拖船几乎都是洋商所掌握。正因为很多不愿意雇佣拖船的货船和客船不敢冒险深入海河巷道，这也就让大沽、新城的航运贸易开始繁荣起来——选择这两地作为停靠码头的船越来越多，让这两地的商户和人口增长很快。
现在北洋水师又将自己的大本营彻底固定在大沽，加上以新城和小站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盛军，淮军在这一带的武力存在已经可谓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数万淮军以及他们部分的家属在这里生活，有田地、有工厂，使得这一带的开发速度加快。
与李鸿章等人看到大沽的繁荣不同，王伯良则更想着如何将这种繁荣转化成工业上的实力——说起来这里唯一的两家工厂还都是属于他的产业，一家缫丝厂和一家纺纱厂。这自然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已经悄然在这里购下了一大片地皮，其中就有一块地正在兴建船坞和船台。
王伯良已经对李鸿章等人的盘算早就不耐烦了，地皮是早就买下的。北洋海防的规划有他参与的一份子，至少在未来的四五年间若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沽会作为北洋水师唯一的海军基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里的地皮即便放着也会涨价，更何况英法租界对海河清淤的傲慢态度让他憋着一口气——他要全力运作大沽和新城的航运，只要朝廷对铁路的口子放宽一点，他绝对会怂恿李鸿章先把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修好，如果英法租界当局不想自己的固定资产贬值，就只能乖乖的疏通海河河道。
铁路的事情现在还看不到什么结果，这一切还要等朝廷对开平那条小铁路的看法如何，倒是海河的拖船业务先吸引了王伯良的注意力。自从他知道日本那边还有清国船工的事情之后，他就非常清楚即便动用行政手段将这些船工召回，也还是拦不住清国船工流向日本的趋势，唯一的办法便只有开办船厂吸收这些有意前往日本的船工。
原本开办船厂这种事情老李出面由官方来承办是最合适不过，况且就算是天津机器局也有造船的部门。可惜老李这股东风借起来太过困难，包括周馥和薛福成这些王伯良非常熟悉的人，他们都被福建船政局的造船厂黑洞给吓破胆了，根本没有勇气去尝试现代造船业。
面对这样的局面，王伯良也只能自己来单干，他瞄准的目标便是海河的拖船行业——小拖船技术难度并不高，但是在海河有着相当大的市场。不仅要造小拖船，他还准备自己来成立拖船公司来承揽业务，除了华商对蒸汽拖船这种新鲜事物并不感兴趣还处于观望阶段之外，他也有足够的底气这么做。
新城的纺织厂规模会滚雪球式的扩大，守着天津这样北方第一市场，他没有道理不去用船直接将货物运到天津城。送货去天津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纺织厂生产原料至少有一半都是要从外地走海路运来，承运的是招商局的货轮。
这只是纺织厂初期，随着订购机器越来越多，纺织厂的规模也随之增长。虽然王伯良利用私人关系在整个直隶省推广种棉，并且他与杨瑾臣等人也购置了大量的土地专门种棉，显然这些本地棉花绝对跟不上纺织厂扩张的脚步。
对于使用招商局的货轮，王伯良还是颇有顾虑的，他还没有忘记盛宣怀，从周馥的语气中他可以听得出来，自己断了盛宣怀的财路，这个仇可算是结大发了。就王伯良在后世中所知道的盛宣怀倒还是挺正面的，不过也有一些内容显然证明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气量如海的人物，能够在这个时代官商两道混得如此自在的人物哪能这么简单？！
眼下的工厂生产规模还小，连天津市场都无法满足，就算是从外地运进原料，货运量也没有多少。招商局的轮船表现也倒是中规中矩，只是与盛宣怀关联甚为密切的招商局怎么也不会让王伯良感到安心的。眼下货运量小就算货轮送货不及时也不会让他伤筋动骨，再加上盛军现实实力的威胁，盛宣怀自然不敢为这点小利铤而走险。
不过三四年之后纺织厂的规模就很难想象了，招商局还承担着漕运的任务，盛宣怀到时要是找到合适的机会停运一个月，恐怕就会要了纺织厂的小命。能够让王伯良摆脱货运这一掣肘的办法便是拥有自己的货轮，而且必须是蒸汽轮船——只有蒸汽轮船才能最大限度的摆脱天气的影响，能够按时准点的保证运输。
当然王伯良在开办船厂这件事上他对谁都没有提起过，而现在船厂也仅仅是刚刚开工，船坞、船台都还没有动静，只是兴建船工宿舍和船厂库房——现在已经是进入冬季，不宜进行土木工程建设，而且他手中也没有合适的规划。
王伯良已经委托胡雪岩在上海联络这方面的洋人工程师，只需再等十来天对方便可以抵达大沽进行勘测，然后根据王伯良的需要来出设计图纸，等到来年开春便可以建设船厂。王伯良在大沽圈地甚广，建船厂原本不在他的计划当中，这片临近海滩的地是他打算做货运码头的，不成想肉都烂在锅里。
只是凭借个人之力来发展商业造船，王伯良固然心中豪情万丈，却也掩不住现实的隐忧。这件事是瞒不过李鸿章和他的老师的，在他们的反对下自己还做这件事，此时站在超勇号巡洋舰司令塔上的王伯良还真不知道后果如何。
超勇号此时并非以最高航速航行，不过航速也达到了十二节。正如后世的一些资料上介绍的那样，即便超勇级巡洋舰并没有以最高航速航行，航速只要稍微快一些，海浪便直接淹没船头和船尾，即便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的海面上航行亦是如此。
司令塔上李鸿章自然是满心豪迈的握住栏杆，感受到海上策马扬鞭的快感；一直驾驶超勇舰归国的林泰曾与丁汝昌站在李鸿章的两侧，而王伯良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这个时代的战舰确实没办法勾起王伯良的兴趣，如果说有些兴趣的话也早在昨天登舰的时候便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昨天唯一能够让他感到有些激动的是，他见到了邓世昌，这比他见到超勇扬威两舰还要让他兴奋——这可是活的邓世昌啊，后世他在高高的神坛上俯瞰王伯良这些海军后辈们，而今站在王伯良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邓世昌！
不过这也只是匆匆一面的短暂认识而已，昨天王伯良成为所有洋人中最受追捧的那个人，其闪耀程度远超李鸿章。他手中握着数项关键性专利技术，在火药味并不浓重且生存压力并不迫切的远东，这些武器专利并没有多大的前途，但是在欧洲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从昨天午宴过后一直到晚上，王伯良就一直没有停下来会客。英国方面威妥玛没有过来，只派了个领事来表达了对一些敏感武器专利授权的担心。不过很快便被王伯良给打发了，对于这位领事大人他并不陌生，因为他便是大英帝国驻天津领事馆的领事，并且还管理着英租界。
王伯良本来并没有见过这位领事，但周馥已经对他说过很多次——正因为这家伙的顽固和吝啬才使得海河疏浚工程无法进行，双方因为出资比例而发生严重分歧。这位领事代表威妥玛与王伯良来谈专利的问题，自然不会得到王伯良的正面回应，如果这位领事比较熟悉军工行业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皇家兵工厂会在步枪专利问题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王伯良的专利——后世大名鼎鼎恩菲尔德已经改姓王了……
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也拜访了王伯良，不过何天爵对于武器专利并不感兴趣，他也没有过多的掩饰，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七月份发生在济南的一宗教案，何天爵希望王伯良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说服李鸿章，在这宗教案中能够做出有利于传教士的判决。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还是安吉立，不过自从十余年前曾国藩栽倒在教案上之后，清国官员对于教案的处理都非常谨慎，安吉立到底还是没有玩过清国官员的太极推手，他的任期到了回国述职去了。何天爵在接任驻华公使后，就在前几天还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了解决办法——那自然是一边倒的有利于传教士的判决。
在前世时王伯良没少在历史书上看到乱七八糟的教案，不过各种教案发生的原因都有所不同，而且因为涉外的敏感性，清国在处置这些教案的时候极为棘手。最出名的例子便是曾国藩，因为在天津教案的问题上出了漏子而黯然退出直隶总督的宝座。
相比之下李鸿章在处理教案的问题上要更加娴熟的多，与绝大多数清国官员不同，老李对待洋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不惧怕、谦卑，亦不自高自大。这种处理涉外事务的心态在后世时固然还是要划归到“保守”一列，但在这个时代已经可谓是“敢吃螃蟹”的主儿了。
济南教案这件事王伯良无论是前生还是今世都没有听说过，类似这种历史事件实在是太多了。只不过现在美国的类似公理会之类的教会组织就已经在济南发展起来，这实在是出乎王伯良的预料之外，在他的印象中德国在山东下的功夫比较多，侵占胶州湾便是最后发展的结果。
对于何天爵，王伯良并没有轻易做出承诺，不过他希望从另外一个方面下手来协助何天爵解决济南教案的问题——外来传教士即便是最为温和的传教士，他们在传教方面缺乏传教的手段，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清楚清国的国情所造成的。
虽然不知道何天爵口中复述的济南教案情节有几分真实度，不过算起来美国传教士这个时候还应该划为“温和派”，如果能够利用美国内舆论的压制他们，不说以绝后患，至少在处理济南教案这点小事上是不会吃亏的——济南教案便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想在济南城购买一处房产来充作教堂和医院，结果当地居民出于对洋人的恐惧在当地士绅的组织下抵制出售房产给传教士，传教士来了个移花接木通过教民来购买房产，事情败露后引发的纠纷。
“何先生，济南发生的事情究竟谁对谁错暂且放在一边，如您所愿即便总理衙门与山东的地方官员做出了最有利于传教士的判决，您认为这便是最好的结局么？”王伯良摇摇头笑着说道：“在我个人看来，这恐怕是最糟糕的结局……”
“难道公正的判决反倒是荒谬的么？”何天爵摇摇头对王伯良的说法感到不解。
王伯良饶有兴趣的笑着反问道：“公使先生在接手这个案子也有段时间了，可曾亲自见过涉案的刘玉亭、刁四等人？您对他们了解么？”
何天爵摇摇头，不过很快便解释道：“长老会的莫约翰和洪士提曾致信给前任安吉立先生，说明刘玉亭和刁四等人是虔诚的信徒……”
“公使阁下，您的华语说得如此流利，想必在我国久居很长一段时日了，您对我国的风土人情都了解么？“
何天爵略微沉思片刻答道：“我来华已有十三年，虽然会说华语，但对贵国风俗却不敢说了解，用你们的话来说‘只能是略知一二’！”
王伯良点点头：“不要说公使先生，就是中堂大人亦是不敢说‘了解’二字……单单就是皇帝陛下处理全国政务会见群臣所在的太和殿，每逢正朝百官觐见皇帝陛下之时，如果每人都说一句话，那毫不夸张的说您可以听到上百种不同的口音！”
“作为我国的本土臣子尚且还不敢说了解国内的一切，就更不用说国外之人了……”王伯良叹了口气：“公使先生您只是阅览过在济南传教的传教士信件，在下不会质疑莫约翰先生的人格品质，其实在下想要对公使阁下说的是，很可能莫约翰先生自己都不知道他所传教的教民诸如刘玉亭等人的根底……”
何天爵对于中文的学习是不遗余力的，从他能够非常熟练的说一口京片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何天爵在1869年来华之后，就一直在北京范围内活动，原本他便是公理会在京创办的教会学校负责人，后来辞去教会职务从事外交官生涯，一步步从驻华使馆翻译升职上来的。
可以说何天爵即便不如威妥玛、赫德这样的老油条，但也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一个“中国通”。从王伯良的话中，何天爵细细琢磨了一番，那个“根底”更是让他感到有些明悟。
“坦白的说在下在与公使阁下见面之前并没有听说过济南事件，不过教会与地方冲突所产生的矛盾事件，在下曾经费过一番心思去了解过，也曾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说到这里王伯良做出非常尴尬的表情解释道：“在下是赴美利坚合众国的幼童，我国政府负责此事的官员对于‘信教’一事是非常关注的，甚至有一些以贵国标准而言是非常品学兼优的同学，因为公开信奉基督教而被强行中断学业遣送归国的事情……”
何天爵听后点点头说道：“对于阁下以及您的同学在合众国的事迹，我听说的非常多，尤其是阁下的事迹若非有国内的同事来信证明，我还以为是传奇故事……对于贵国在留学生信奉基督教的态度上，即便是作为一个比较了解贵国的外国人，在下亦是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传教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东西方文化观念不同所造成的，这不仅体现在基督教问题上，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认识不同的所造成的矛盾……”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非在贵国生活这么多年，在下是无法在贵国担任公使职务的，坦白的说如果华盛顿凭空从国内选择一个极为优秀的政治人物来到贵国担任公使，在下可以保证他的公使生涯开始的阶段必然是极为失败的……”何天爵笑着说道。
“在下记得十多年前在天津发生的那场教案，单单从现有的文字描述上来看，在下不得不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文卷中甚至记录‘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这等骇人听闻的民间传闻，后来民众似乎在教堂内也找到了一些装有人体器官的标本，这彻底激怒了当地的百姓愤而杀死传教士和本土教民，甚至连外国侨民也受到了牵连……”
何天爵的表情随之凝重起来，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他那个时候刚来清国不久，虽然不在天津，但因为京津两地距离并不远，消息传来时着实让他感到极为紧张，甚至学校都不得不中断了正常的教学。后来随着何天爵开始职业外交生涯后，他对于当年的事情了解的也越来越多，现在想起来整个事件的经过，没有什么比“悲剧”一词更适合形容那次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了。
“不知道公使阁下是否读过我国第一任驻大英帝国公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一书？”
何天爵正在回忆当年的天津教案，联想到现在他正在处理的济南教案，冷不防王伯良突然转换话题问他读没读过《使西纪程》，这实在是让他有些转不过脑筋来，不过他还是实话实说。
“《使西纪程》一书只是听闻过有这么一本书，却无缘拜读……其实在下对于这本书还是颇为向往的，郭嵩焘大人曾经出任过南书房行走一职，按照你们清国老百姓的理解便是贵国皇帝陛下的老师，有过这等经历的重要人物所写的书，在下自然是非常想读一读，可惜这本书被贵国总理衙门给扣下了……”
“《使西纪程》一书是郭大人从国内出发一直到结束公使任命归国时期的日记。按照朝廷对于外出官员所定下的惯例，所有出访国外的官员尤其是重要官员必须要写日记，把他们在出访过程中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以便国内的官员甚至是皇帝陛下对国外有一个认识。其实郭大人与副使刘大人都有日记，刘大人的日记名叫《英招私记》，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总理衙门将其封存，在下也是不久前才通过中堂大人的途径看过这两本书……”
王伯良略微解释了一下，肃容说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年天津教案中民众在教堂中发现装有人体器官的器皿是人体标本，本来是用于医学教学所用。有意思的是郭嵩焘大人在《使西纪程》中记述了他访问香港大学堂的时候，看到了一间‘充满尸骸的精室’，而当年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大人曾经是总理衙门指派四名官员彻查天津教案的官员之一……”
“在下明白您的意思了……”
尽管王伯良的话说得比较含糊，这里面涉及到郭嵩焘、刘锡鸿等人过往，尤其是刘锡鸿现在还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位。何天爵知道这样的话即便是私下里讨论，清国的官员也会说得云山雾罩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理解其中的意思。
郭嵩焘是光绪二年（1876年）冬开始从上海启程前往大英帝国的，香港距离上海并不远，中间的航程最多有十天便可到达。也就是说在1876年年底天津教案都发生快六年了，郭嵩焘这样“南书房行走”的“高级官员”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人体标本实物。
也许以前清国的官员有人见过人体标本，不过却没有公开的文字记录，甚至何天爵都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清国官员见过人体标本的传闻。也就是说六年前郭嵩焘在香港大学堂所见到的人体标本记录，很可能是第一个清国官员看见人体器官标本！
猛然间，何天爵彻底明白了王伯良的意思，连朝廷官员都尚且如此，更何况平民百姓？何天爵可以想象济南教案中莫约翰购买民房设置教堂和医院，必然是要购入西医医疗器械的，搞不好人体器官标本也在采购之列……
想到这里，何天爵脑门上竟然出了一层冷汗，也许莫约翰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就被暴露出来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要是济南那帮传教士把人体标本摆在医院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王伯良自然看见何天爵紧张的神色，知道对方明白自己未曾说出口的潜台词。事实上他从何天爵口中听到的济南教案也许是件好事，西医医院要是“保持本色”出现在清国国内，那势必会引来不可预测的********，莫约翰他们开办医院到底会走到哪一步，这谁也说不准，也许早点暴露出来对于中外而言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王伯良站起来对何天爵正色说道：“从某种角度而言，济南教案的发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也许会有一些麻烦，但总比暗地里发展到最坏的结果要强得多！”
“阁下……”何天爵此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有些事情必须要深入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偏听一方或是明知其中另有隐情却因为政治上的短视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即便在某个时期能够取得看上去很完满的解决结果，但这不过是一个潜藏起来待到来日某个时刻更猛烈爆发的火山……”
何天爵连连点头：“阁下的话真是给在下不少启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诚不欺我！”
“公使大人太过高看在下了，在下不过是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清国人，能够用清国人的思考模式结合西方的科学知识进行的合理推断而已……等到我的同学陆续归国，他们比在下更为优秀！”
王伯良摆了摆手，继续说道：“在济南教案的问题上，在下希望公使阁下能够亲自去一趟济南，去见见每一个当事人，深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其中在下建议公使阁下能够详细调查一下刘玉亭和刁四等教民，他们在当地民众中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是一个品格高尚，虔诚信奉上帝的信徒？还是一个品行恶劣，借着莫约翰等外国传教士‘威势’，在当地作威作福的伪教徒？！”
“您的意思是？”何天爵惊讶的问道。
“一个真正献身上帝传播主的荣耀传教士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犹如当年的五月花乘客踏足新大陆，勇于开创一个伟大的时代的一样……他们费尽心血传播主的荣耀，可能收获的未必会与他们付出的心力成正比，教民的数量是他们心中极为看重的，但是教民的质量他们未必会真的了解……”
何天爵点点头，他早年来华也算是个传教士，不过负责的是教会学校的教学与运作，这也是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手段，但即便如此他也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艰难——教会学校学费全免甚至是提供午餐晚餐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几个人来，即便来了也不是为了信教，甚至不是为了学习西方知识，只是为了免费提供的餐饭……
“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并不能完全以一个‘正常人’来看待！”王伯良肃容说道：“在我国地方官员感到最为棘手的便是处理涉外纷争，一些品行不端的地痞流氓正是看重了这一点，伪装成侍奉上帝的仆人。实际上他们蛮横无理的侵占其他百姓的利益，一旦出现纷争便会找到传教士欺瞒真实事实，颠倒黑白言其为受害者，要知道跟洋人沾边是很受排斥的，这点在中堂大人身上便可以观其一二……”
何天爵正色说道：“阁下的意思，在下已经完全明白了！不管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在下会审慎对待仔细调查一番的……正如阁下所说的那样，无论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在下都会给华盛顿写一份详细的说明，建议来华传教士要注意一些本土风俗……”
王伯良向何天爵伸出手与其握手说道：“在下会在比较恰当的时机来向中堂大人提出一些建议，单纯的解决一宗济南教案并不能成为避免日后此类麻烦发生的标准案例，相信公使阁下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被此起彼伏的教案纠缠不清而毫无作为吧？！”
何天爵笑着说道：“其实在下非常赞同毕德格先生对您的评价，您从事职业军人其实是非常大的损失，最适合您的职业应该是从政……”
“未来是无限可能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下兴许会转变职业角色成为一个官员，不过在此之前在下希望那个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教案……”王伯良笑着回应道。
“这也是在下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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