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
就在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进，几乎就要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
我祖母并不知道我祖父劳改的地方在青海，××××信箱就是陆焉识这个人的地址。一周前，中学的党委副书记找到她，把一张通缉令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一下子没搞清通缉令上的陌生人跟她有什么关系。戴上老花镜后，她又辨认了一会，才认出一点焉识的影子。她的人开始瑟缩，手抖起来，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的帕金森后期。她对党委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眨眼皮、点头。
我祖父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停下来。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把心爱的婉喻害得多苦。一周前党委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的口气很不客气，一口一个“敌属”。副书记主管组织人事，监管保卫，告诉冯婉喻组织对她多仁慈，允许她坐到人民教师的光荣位置上来。不过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妄想搞欺瞒；组织放开手让许多人去表现，去露馅，以为组织傻吗？好欺负吗？组织的仁慈是有条件的。
陆焉识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便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通缉令是专门要贴到冯婉喻住的这个弄堂来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来了，弄堂里看熟了逃犯面孔的大人孩子保姆就会认出他。
婉喻暗暗巴望人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她的焉识。路灯下看，通缉令上是一张可怕的脸，呆滞木讷，所有理想希望早早死去了的一双眼睛。但每次看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就死一次：照片上真的是焉识，那张脸就是1931年被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卓然不群的脸。
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正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上海的夜色远比西宁来得早，因此，当冯婉喻在自家门前摸黑开锁的时候，西宁还剩下最后一缕阳光。这是个修理首饰和钟表的小铺，店员是个回民，抬起戴着白色小帽的头，那只检查手表微小内脏的独眼镜直直地瞪着他，一面告诉他，这里不是饭铺，到别处要去。陆焉识不窘，站到了台前，往玻璃下面看。店员呵斥的是要饭的，又不是他。
“这不是饭铺，来这儿干啥？！”店员摘下了深卡在眼眶里的独眼镜，从凳子上站起来，打算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了。
一对纯金袖口落在玻璃上，光听声响就很纯。他对店员说，这个你们收吧？
店员看看他，拿起一个袖扣，再看看他。陆焉识把目光放平，嘴角微微翘起，是个好人的样子了。
“这你是哪儿来的？”店员问。他看出柜台外的老头是抢不动的，也不像有偷的功夫。
陆焉识说不是哪儿来的，是他自己三十年前买的。他又说没办法，成了个老右派，只能变卖变卖，贴补家用。
店员态度松弛了。管你什么人，有个名称的人都好办；右派也算是个名称。有了名称的人就有来路。人有了来路，东西也跟着有了来路，他不用做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
店员约了两个金袖扣的分量，然后说他是按国家的黄金收购价开的价钱,所以扯皮没用，明白吗？明白。在外头打听了国家收购价是多少了吧？没有。那就去打听打听。好的。
两颗纯金袖扣换了四十元钱。比他心里估的价不低多少。这个店员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倒没有乘人之危的坏心。没吃亏在于现在的陆焉识就等于占便宜。他又从身上摸出蓝宝石领带夹，还想接着占便宜。
“这是啥东西？”
他告诉店员是啥东西，又把它的用法示范了两遍，很遗憾，没有领带，他不打领带有十多年了。曾经的马步芳常常有打领带的朋友。送他一辆美军吉普的美国将军一定打领带。店员认真地看他示范，看完后又来看他的脸，想看看那个用这类东西的公子哥究竟藏在这个糟老头哪里。或者那个公子哥怎样消失在了这个浑身没一根好纱的糟老头身上。最后店员摇摇头。他不收自己不懂的东西。陆焉识怎么说他都摇头。上面的蓝宝石成色有多好啊，锡兰的蓝宝石，这颗大的有七八分！陆焉识越推销越像是推销正在烂掉的蔬菜，店员很不高兴了。
“真的假的我都不要！”
陆焉识说它绝对是真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陆焉识慢慢把领带夹从棉袄前襟上拿下来。蓝宝石在暗下去的小店堂里黯然无光。别说这个小店，也许整个西宁城都会说：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要！他指望用领带夹换张火车票的。
他往门口走，门口挂着麻袋片拼成的门帘，为了挡风。他在层层叠叠的麻袋片里找不到出口，那个店员用独眼镜瞪着他，看他终于被魔术箱似的门变了出去。
陆焉识觉得当务之急是一套好行头，帮他混入人民的群落。一家家商店都在上门板打烊，他挤进两块就要合拢的门板。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他挑了最便宜的一件人造棉的棉袄罩衫，马褂式样，好处是不要布票。街灯很暗，灯泡上蒙着西北的风沙。在打烊了的商店外面陆焉识就套上了新衣服，再走到马路上，他便是个樟脑丸气味刺鼻的人民成员了。
在我祖父陆焉识走进渐渐热闹的西宁新城区时，我祖母冯婉喻被一声门响惊动了。现在门的响动是她最怕的声音，连最熟悉的开门声都让她心脏犯帕金森。这是她听了十多年的开门声了，钥匙上吊了根什么链条，钥匙尖怎样插进锁孔，插得怎样准确，又是怎样一拧，她的意识比这一套实际声响更早地完成了这个过程。但她的心脏还是抖得乱七八糟，比我太祖母冯仪芳端茶杯的手抖得还乱。进来的当然是我小姑冯丹珏。母女俩惊魂地对视一眼。冯丹珏样样出色，太出色了，可是就要陪着母亲做老小姐了。在她母亲的时代，她应该已经是个标准的老小姐。就是这些母女间的刹那对视，母亲已经在女儿脸上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小姐的先兆。那样的高洁素雅是不近情理的。越是接近做老小姐的目标，她的高洁素雅越是纯粹。这就给一个个男友增加了难度，越往后越无法破除她那份高洁素雅。并且，似乎因为谁都怕由自己来破坏这份高洁而走开。
当然母女俩都明白他们的实惠，走开的原因是冯丹珏那位判无期徒刑的父亲。
当我祖父在西宁的西大街上发愁在哪里住宿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冯丹珏正在换拖鞋。她换得比平时要慢，磨洋工，因此可以把一个背影给自己的母亲。陆焉识是个偏心的父亲，从来不为自己的偏心遮掩，公开表示他的心头肉是小女儿丹珏。他隐隐地担忧丹珏长了一副自己的心肠，把心里不高兴的都能变成脸上高兴的，至少在脸上是无所谓的。现在她又是无所谓的样子了，问母亲晚饭好了吗？可以吃了吗？肚皮饿死了！母亲为了她居然在这个时候还会“饿死了”感到鼓舞。她摸到厨房，开了灯。女儿也在母亲身上看见一个孤老太了。
作为厨房的区域就是楼梯和家门之间的一小块空间。原先的厨房给改造成了一间卧室，冯丹珏的卧室。我祖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见了就知道这个家是没地方藏他的。冯婉喻的床放在客厅里，曾经恩娘玩牌九的八仙桌像是狗洞里坐着一只大熊。与此同时，连狗洞都没有的陆焉识在火车站周围晃荡一会，看见铺天盖地都是捉拿他的通缉令。城里是呆不住的。他已经累极了，但他的优越性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下到西宁，感到肺活量，迈步毫不费力。他决定往城外走。往东北走，先朝着兰州方向走，再南下，往婉喻的方向走。西宁城对于走惯了大荒草漠的人来说，太小了。后来很长时间，我祖父都是那样走路，好像路不够他走的，上海不够他走的。他不仅有了草原人的松散大步，也有了草原人张望地定方式，那种摆放眼睛地定方式，似乎一举目就要看出去好几十里。他走到西宁城东北边一个小村镇。漆黑的房子都是土垒的，一个小学校有三间房子，门没有锁，土坯桌椅反正没人会搬走。
他躺下去的时候发出很响的一声“嗯！”躺下后开始想婉喻。这一会儿他才有心思把婉喻好好想一想。这是纯粹的黑，纯粹的静，都让他满意，这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敢想的时候。他想婉喻多么傻，从来没有发现她的焉识有多么浪荡，从来不追问笔记本里一缕栗色头发的主人是谁。抗战期间，韩念痕那个女人在焉识身上留下了多少可疑处？婉喻从来没有追究。也许为了婉喻的懵懂无知，他急于见她，给她一个发落他的机会。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校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婉喻很艳的眼神让他小腹抽动，着急上火。他早干吗去了？搁着那么艳的婉喻，不去好好地开发；他和她之间该有多少开发的余地？
陆焉识就像一失足掉进睡眠那样，所有的思绪戛然而止。这种睡眠连梦都没有，犯人要不就不睡，一睡就死。我祖父就掉进了这种等于死的睡眠。就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把自己的亲人害成了什么样。
冯婉喻和冯丹珏此刻对面而坐，之间隔着八仙桌。上海的初冬在她们的毛衣里，夹袄里，骨头里，在湿一团干一团的地面上。刚才冯婉喻吃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到里弄的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要她老老实实，把逃犯陆焉识的消息及时汇报。居委会主任还给冯婉喻介绍了一个榜样，隔壁弄堂一个女人就检举了自己得哥，结果帮人民政府除掉了一个美蒋派遣特务。刚回到家里的弄堂口，传呼电话又叫冯婉喻接电话。电话是我父亲冯子烨打的，怒气冲冲，问母亲有没有“那个人”的消息。那个人一听就是，“那个老东西”，“那个害人精”。我父亲还把给了他一半生命的陆焉识叫做“人”，纯粹看他母亲冯婉喻的面子。
现在冯婉喻又回到八仙桌旁边，端起碗，又放下。泡饭冰冷，肚子里更冷。冯丹珏坐在她对面。母亲感谢小女儿的无话，再有一句话她就会崩溃。而我祖父对于这些全然不知。他那种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能把白天的屈辱劳累都抹杀干净。并且不再是个斯文人，凶猛地打鼾，假如凑近看的话会看见他鼻子里长长的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唇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你要是看见我祖父年轻时的牙齿就好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
陆焉识是在凌晨四点钟突然醒来的。这个钟点是他上路以后根据鸡鸣估摸的。他就是要自己这时醒来上路，在一个礼拜之内到达某个县城。♀他在打如意算盘：先给婉喻写封信，约婉喻出来和他会面，见面地点可以在上海和西北之间的某个小城市。然而他不知道婉喻一夜都没睡，白白地躺了八小时，白白地浪费了两粒安眠药。她在党委副书记跟她谈了话以后就悄悄干了一件事，把一份入党申请书烧掉了。副书记的话让她看到自己多么痴心妄想，多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没有焉识的事变，她还挑着一头热店头挑子挑得浑身劲头呢。焉识的事变才让她明白她是谁，是“敌属”。她忙得头头是道，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表扬，家长们不惜请客送礼要把孩子转到她的班级，她便以为自己多少跟别人一样了，挤进共和国了，原来“组织”从来没把她正眼看待过。她能混到今天，是因为组织有个阔大无边的胸怀。婉喻看着申请书上的娟秀小楷被烧得疼痛扭动，变形变色，由黑的变成了白的。她把字迹的骨灰倒进一个杯子，冲上水，当偏方喝了下去。带焦煳味的偏方该根治她的妄想症。
这还不完全是冯婉喻失眠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女儿冯丹珏的婚姻。冯婉喻把做老小姐看得比做不成党员更可怕。只需要几句话就能探出丹珏男友又出了状况。
“丹珏，这两天见小吴了吗？”
“没有。”
“没见啊？”
“太忙了。”
过去那些男友也是突然就“忙”起来了。婉喻从来不问他俩到底是谁忙得约不了会。一问会怎么样？想听实话还是谎话？婉喻也从来不劝丹珏，主动一点嘛，家庭条件不好，人就要低姿态一点。也不说，好了，丹珏，眼光放低一点总是找得到的。那她婉喻自己呢？多少年前，见过陆焉识她眼光还低得了吗？她听见马路上第一班电车开过来，近了，又远了。电车开过的时候，短暂地在墙壁上留下白亮的方块。恩娘的照片一闪而过。恩娘给了婉喻许多艰难时光，但她把婉喻教成了一个巧女人，经营吃穿就像一种艺术，恩娘还教她忍、熬，让外面人永远没的笑话看。总之，恩娘把守寡所必备的本领无意间都教给了婉喻。恩娘要是长寿一点，现在她可以多一份忍和熬和她做伴。又一班电车过去，一方方亮光里，路边梧桐树枝摇晃到家里墙上来了。
长途电话
陆焉识在一个镇子碰到了大集。西北农民在准备冬至的食物了。他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碗胡辣汤，摊主跑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把他的五块钱找开。集市什么都卖，老花眼镜和小姑娘的塑料彩色发绳放在一块卖。他花了两毛钱买了副浅度数老花镜，一边镜框比另一边高，但戴上能有效地使他走样，他就图这个。现在好了，他可以搭车了。他举着一毛钱站在路边，车很好搭。两三天里面，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他当逃犯不过才一个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涤犯，一天难得说一句真话，也学会看自己谎话的效果，并从各种人眼神里看出自己留给他们的印象。那些让他搭车的人看见的陆焉识大致是个支边的老教师、老医生。这样他就把最难走的山路混过去了。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他决定住下来。城关有个长途汽车站，有一间满是人粪的候车室。到了天黑，他才明白他不是这里唯一的投宿客，他还有四个流浪汉室友。本来他想给婉喻写封信，又想到××××信箱后面的眼睛，便取消了这个打算。县城里有个邮局，挂着个大挂钟，掌握着全县城所有没钟表的人的时间，还有一部电话，是除了县政府的三部电话之外唯一的电话。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到了夜晚电话就搁在一个既通室内又通室外的小窗口。陆焉识绕着灰尘扑扑的电话机转了几圈。他算着口袋里的钱大概够他说几句话，线路不好的话，就得一个劲地“喂”，那么会“喂”掉他多少钱。
晚上八点钟，县城唯一的街道上所有店家人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跟任何一家的窗口一样，一点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他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觉得被邮局的绿制服打扮得很神气：一个人民邮递员。他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公干。陆焉识笑了笑，天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一时看不出自己是个什么人，够不够得上一个不太好的人民形象。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算，假如他觉得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又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来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的声音爬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再穿过话筒上陈年积累的灰尘从这一头钻出来。陆焉识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见了带灰尘气味的上海普通话。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用脑子抄录下那个电话号码，人就动不了了。什么可能都会有的。婉喻可能住得离传呼电话很远，跑来接电话的时间正好跑光了他的电话费预算。传呼电话可能已经是个陷阱，他一个电话打进去，婉喻那边一接，正好，一捉一双。还有什么可能呢？婉喻已经不在家了，被警车拉走了。他发现自己蹲在电话小窗的下面，像老农民一样蹲得稳稳当当。当犯人这么多年，干活间的休息、吃饭、发呆，没有凳子坐，都是坐自己的脚后跟。
那个值班接线员在窗口里问他还打电话吗？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他又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这样多少可以绕开点陷阱。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把每个字都念了一遍，虚心地接受纠正。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事情精神非常好，普通话也拿出来了。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样电话费可以省一点。”陆焉识给小伙子解释，口舌又恢复成当年课堂上陆教授的口舌了。他伪装这么多，幸亏只是说话结巴，思考问题一点不结巴。“上海很大的，一个人跑去叫另一个人，要跑半天的，上楼下楼。人在路上跑，这里电话费还要算，没道理的，对吧？”我挥霍了半生的祖父这时候精得可怕，趁着小伙子的懵懂已经刮了邮局不少油水。
婉喻终于来了。声音非常小，这就是婉喻。她问，请问是哪一位呀。当着接线员小伙子，也顾及到激动起来会耗费电话钱，他用冷静的上海话问她，还好吗？婉喻只吸错一口气，马上调整了一下，就冷静了，说谢谢你，蛮好的，你呢？就是两个晒太阳、逛菜场天天见的老邻居，也不会比他们口气更平常了。让谁听上去他们都是那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见面也会牵记的老相识，熟得彼此从来没发现对方怎么就长出了一条条皱纹，怎么就老成这样。他把预先背好的地址告诉婉喻，请她把信寄到那里。剩下的，要麻烦婉喻自己去分析了。婉喻似乎在往手掌上写，嘴里问着别的闲话。这一阵身体好吧？胃口好吧？安眠药不能吃得太多啊。她的自说自话一定把电话传呼人稳住了。婉喻作假作得不错，这都是为了他。她宁肯品行生出污点也要保护他。他说完了地址，突然控制不住自己了。
“看到小囡囡了。”他指丹珏，“在科教片上。”
婉喻说真的？那边也看得到片子呢！陆焉识想，他的电话费不够他告诉婉喻，为了看科教片上的小女儿他付出的代价，更不够叙述那一夜是怎样的一夜。电话钱只够他说丹珏很像婉喻。婉喻说丹珏长得远比她年轻的时候好看。他说能见一面就好了。婉喻顿时不做声了。他在这个当口挂了电话。
他按住话筒想，婉喻一定听得懂他的话。他的话该这么听：只要能见你一面我就可以去死了。或者，我逃跑出来不为别的，就是为见你；从看了丹珏的科教片就打这个主意了。他付了钱，道了谢，又在小窗口下蹲下来。他听见接线员把电话收进窗子，又把窗子关上，接着弄他的无线电去了。陆焉识让自己动作，别老蹲在窗下，走走会好过些。还是不行，他忍不住了，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起来。他哭的波长和接线员无线电的波长和在了一起，因而接线员没有听到他的哭声。
最多九点钟，这个县城黑得成了个锅底。回到长途汽车站，几个流浪汉打了条野狗，正在一个脸盆里烧煮。他们吃完狗肉，在候车室里拉屎，拉出的屎又成了捕狗的诱饵，圆满的食物环链就在这个二十平方的世界形成。一屋子香气把人粪气味罩住，他也分到一块狗肉。饥荒过去了，野狗也长了一层肉。流浪汉们什么也不愁，总有野狗家狗供他们打。他也可以什么也不缺，偷田里的庄稼，打野狗野兔野田鼠，没有野的把家狗家兔诱出来打，流浪汉的生活技巧加上囚犯的隐忍达观，可以让他过过自由日子。假如婉喻不介意，他可以带着她流浪。婉喻这一辈子最缺的也是自由。
他一到这个县城就用十块钱买通了一家草药铺的铺主，让他作为婉喻寄信的接受方。婉喻没有信来，来的竟是一张汇款单。与此同时，县城里贴开了通缉逃犯陆焉识的通缉令。这一个县城的人民都是好人民，不知道实施点伎俩就可以改变天生的模样，比如一副宽边眼镜、一把胡子这种被全世界间谍用烂的俗套伎俩。陆焉识自从逃亡开始就没有刮过脸，再戴上那副老花镜，因此这个县城的人不再把他错看成七十岁的老右派，而是个八十岁的老寿星。陆焉识来取汇款时，中药铺的铺主正把一张通缉令从门板上撕下来，递给自己正在路边大便的儿子。
婉喻的汇款数目不小，一百元。他买了一套内衣，一套灰色混纺毛料中山装，一双厚实的黑棉鞋，两双棉袜子。县城大街中部有个公共澡堂，里面有着全县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大澡池。池子上架着一块木板墙壁分男界女界，但下面的池水相通，一条毛巾抓不住，就可以漂过界去。池子的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层灰白衣子，跟大米粥上结的粥皮差不多。他在粥皮上打了个洞，才热水，等他三个小时从池子里起来，粥皮又增添了可观的厚度。池子边上坐了一圈泡完澡的男人，一个个都在专心地捉自己衣服上的虱子。热气一熏，虱子在棉衣缝里呆不住，也都晕了，一捉一把。不久陆焉识也坐进了捉虱子的群体。到了他穿戴完毕，走到男池和女池之间，在门厅发现一面镜子，尺寸够把他的大个子装进去。若不是他认识自己的大个子，他是不会认识镜子里的人的。县城住下的这些天，高原日照给他的面皮正在褪去，但又不好好褪，鼻尖褪成了浅色，两个颧骨各掉了几块大小不一的皮，周边卷起，用指甲顺着卷边撕，浅色渐渐扩大。泡了三小时的深色表皮其实都泡浮动了，一撕一片。他看着镜子，看着叫老几的人的面皮渐渐给撕去，露出一个光洁些的人面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面，难怪没人拿它跟通缉令上的人面对照。细看撕去皮的地方花斑斑的，是蟒蛇的皮色。他要带着这样的皮色去见婉喻。然后他开始系混纺呢子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发现领子一边高一边低，系上风纪扣就把前襟扯斜了。混纺面料上一道道折痕锋利，看上去不仅衣服在箱子里长久折叠，他整个人都像给折叠了压箱底压了多年。不过已经很像样了。婉喻的汇款有三分之一花在这身行头上。婉喻隔着几千公里打扮了他。
他坐进一家据说是县里的老字号馆子，给自己要了一份炒豆腐，一个馒头，一个蛋花汤。婉喻隔着几千公里请他吃了一顿这么可口的饭。就在这家饭店桌子上，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连他这个前语言博士也拿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写，遣句措辞使他屁股下的三腿长一腿短的板凳跌足顿脚，比他还焦灼。写得饭馆掌柜都雄灯油了。饭馆掌柜问他还要不要什么吃的喝的，不要就打烊了。他慌乱起来，要了二两烧酒。烧酒喝完，他的信写完了。然后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写上那个信箱的代号，把特意留下的一小块馒头在嘴里嚼烂，又用舌头把它拌成糨糊，封了信封口，贴上了预先买好的邮票。
他把信投入邮局门口的邮箱时，活动了一下由于紧张而抽紧的肩胛骨。他是借了酒劲才完成这封信的。信里说他非常抱歉，不辞而别，请求领导宽恕他没有善始善终地做个好犯人。他说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新发现：在离开青藏公路大约十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种淀粉含量颇高的草。接下去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假如可以用野生牧草提炼淀粉，饥荒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毁灭就会小很多。
走在漆黑的县城里，二两烧酒呼呼地烧在他头脑里。这可是婉喻隔了几千公里请他喝的酒。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他在一个车马店后面的草垛里躺了一夜，从草缝里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星星打着寒噤。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是早就注定的，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
上海1936
这天的陆焉识穿一件银灰色夹长衫，戴着黑色长围巾，就是他在那时代好几张照片里穿的一身。黑色礼帽和窄头的黑皮鞋都很时髦。他的打扮乍看平实，仔细看总能发现一两个细节是上海西人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帽子和鞋子。所以在他不得人心之后，人们就把这些时髦细节联想起来，就想到他天性里的轻狂。他走的这条路是福州路。这是妓馆开张的时分，两个趿拉着木拖板的妓女急匆匆地准备上班了。日本飞机在一·二八事变中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上海的这一区少了三十多万本藏书，却添出一批木屐女子。东洋妇人的木屐步态被一些嫖客认为是迷人的，于是贱到“咸肉庄”贵到“书院”，不少妓女们都流行起木屐小步来。福州路除了妓馆多，书店更多，大大小小有三百多家。所以穷或富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像历朝历代的前辈一样跟妓女们亲密杂处。福州路上的人都是晃晃悠悠地在逛，逛书店常常只读不买，对于擦肩而过的妓女同样可以只看不买，逛逛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陆焉识除了去泡徐家汇的咖啡馆，也常常来泡福州路的茶馆。这天焉识没有逛他爱逛的大中华旧书店和他常买西文图书和《时代周刊》的别发书店，而是走进一家家出售本地杂志的书店。在这些书店里，他找到一本刚出来的《现代》杂志，他化名写的一篇文章被刊在上面，而且刊登的地位非常醒目。其实只需进一家书店，就能证实他的文章已经面世，但他进了十四家书店，把证实重复了十四次。
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地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始终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威廉姆小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不断点头，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了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了。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惮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滇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吧，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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