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大神，劫个色）后来因战事恶化，复迁校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尾随着这批大学教授和学生而来的，是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日本军国主义必欲除去这样一批中国文化的精英而后快。
1939年靳欣竺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偶遇北大中文系主任、音韵学家罗常培教授。罗教授得知欣竺现在竟然能够教大学，很高兴，在欣竺临走时给他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1918年夏与罗家伦、毛子水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回到书斋。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时，申请立项、主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
丫头你被算计了）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了15次。“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言论，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此书后来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傅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1938年，傅斯年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傅斯年也因此得外号“傅大炮”。
同时傅斯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是当世学术领军人物。
1935年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欣竺的好友攻山曾经向欣竺推荐过傅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当时，少年轻狂的靳欣竺对这个《新潮》起家的学者了解不多，所以不以为然。可是看了他的大作以后还是被傅教授的学问折服了。
这次，不再是耳闻，而是要见大活人，耳提面命，亲聆指教了。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幔布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
都市重生之独宠千年妻）“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到欣竺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声音压得很低，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有些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开门见山”，没几句便说到现在国内研究“西洋史”的没有几个人。欣竺打断他，提出一个教授的名字。他吧嗒一口大烟斗，说：“他那只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欣竺才发现傅教授的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经熄了，只吸烟，不冒烟。这“傅大炮”真逗，欣竺此时心里只有“敬”，而不再有“畏”了。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教授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欣竺：“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
欣竺连忙推辞，说自己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做工具去学另一种语言。用英文、法文还勉强可以，只是湖南大学没有这类书。
傅教授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
傅教授又问欣竺：“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欣竺回答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
傅教授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欣竺插嘴。欣竺钻空子把他说过的两句英文合在一起复述，意思是说，要追究原始，直读原文，又要保持和当前文献的接触。
傅教授点点头，吧嗒两下无烟的烟斗，继续侃侃而谈：“说得好！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末世之黑暗召唤师）总之一句话，要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两人正谈得投机开心，忽然从附近的山上传来一阵喊声：“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傅教授不禁皱起了眉头。欣竺也感到吃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频繁迁移，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所以经常会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欣竺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
欣竺乍见这位主持安阳甲骨文献发掘的考古学家，和翻译傅教授《东北史纲》递交国际联盟为中国争得主权的大教授，发现只和自己隔着一层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济教授上上下下打量欣竺，哈哈一笑道：“傅胖子又在兜售他的大杂货啦。”却也不问欣竺是什么人。
欣竺想，难怪傅先生说话那么低声，原来是怕扰乱了布幔那边的另一位大学者。可还是被外面突然的喊声给吵醒了。
傅回屋来，在桌上放了一本书，说：“送给你这一本吧。”
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读的。”
傅教授哈哈大笑：“既然来之，就不能空着手走，更不能空着脑袋离开。我还有一大堆的思考题要你带回去思考呢！”
欣竺想，这大教授真有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思考题？他掏出自己带的水笔，在傅教授这里找到纸张，把傅教授说的思考题一一记下来。（
校园全能高手）
傅教授直接口授：“为什么印度这样的大国会亡给英国这样的小国呢？为什么犹太人那样的旷世天才也会亡国呢？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断绝而古埃及文明会只剩下金字塔和木乃伊呢？难道中国也是衰老了，避免不了这种命运吗？那么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文明低而人数少的蒙古人和满洲人能统治文明高而人数多的汉族人数个世纪呢？成吉思汗是凭什么率领蒙古军横扫欧亚两洲？究竟是凯撒、拿破仑力量大，还是佛陀、耶稣力量大？为什么英国少年瓦特能从开水壶想到发明蒸汽机开始工业革命，而别的地方的大人们反而不能呢？为什么中国古籍《书经》、《尧典》、《禹贡》那么早就有了系统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而现在中国还要去向外国学习天文、地理呢？为什么连文字都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呢？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汉人）会癖好裹小脚和吸鸦片以至被外国人看不起还‘自得其乐’不怕亡国呢？”
欣竺看着这些问题，感到这些不是自己一个奔走各地谋生的小教书匠所能解答的啊。他抬眼想要向一旁的李济教授求得理解或者解救，可是没想到他看到李济教授也正以期许的目光看着自己。
欣竺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英文注释的拉丁文的凯撒著的《高卢战记》。不学希腊，就学拉丁，总是非学不可。这也许就是傅大炮的著名的霸道吧。
欣竺在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中，试着匆匆学了书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凯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
篮坛霸主）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
读时每告一段落，欣竺便写信给傅教授，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谈自己对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并收到复信。
欣竺当时的许多求知行为多半还是出于少年好奇心理，甚至连求知欲都算不上，梦想安安稳稳有个教书匠或者译书匠的饭碗就好，更完全没有想去当学者或文人。他自知才能学识都不能望这些海归大学者的项背，奔走谋生的境遇，连喘息的机会都少有，也决不允许自己立什么远大目标。他或许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
至于后来居然也会进入这一行列，或许与傅斯年教授列出的这些个貌似很大课题的问题有关，这才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逐渐地，欣竺被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选题所吸引，连贯起来就是“中国会不会步前三大文明古国的后尘而文明灭绝呢？”正如辛亥革命家黄兴所说的“前线赴死易，唤醒生者难”，北宋张载“横渠四句”一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没想到要承继这文化命脉难上加难。
学术研究不能要求到我为止，认为“我”所说的就是最后定论。切实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出新，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盘推翻旧的。研究学术问题好像是没有终点。看来是终点的实在是新的起点。
学术兴亡不是一门一宗一人之事，可是每一件具体的事情都要有人去做啊！
渐渐地，欣竺在傅斯年教授的引导下，对学术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追求，他决定以“古印度文明是怎样衰落的，华夏文明有何借鉴”为研究课题，亲身到印度去收集材料，进行考证，他希望能站在古印度文明的肩膀上，关照华夏文明，也好为华夏文明取得一个前车之鉴。
看到欣竺从一个为衣食奔波的匠人，已经有了学者的思想，傅教授告诫欣竺，以后所要走的路是一条筚路蓝缕的艰辛之路，要从一件件辛苦的田野工作中取得基本资料，还要独具匠心地抽丝剥茧得出结论，既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做到的，也不是凭一时的义气热血就可以实现的。并且值此乱离之世，如何生存也完全都得靠自己。
欣竺既然决心已定，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开弓没有回头箭，也不准备回头的了。适逢欣竺的好朋友攻山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到了昆明。他听说欣竺的计划以后，也非常支持欣竺向学术迈出的转型第一步。
李济教授听说欣竺要去印度的计划后，叹息一声，对欣竺说：“这也正是我想要走过却没能走到呀！”
看到欣竺不解的神情，李济教授解释道：“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有机会，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我立下这一愿望的那一年，才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我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面对博学的李济教授，欣竺真的感到自己学识的渺小，居然连插话的机会都找不到。
没想到李济教授对欣竺说：“既然你已经决定去印度，那我也赠送你一件有用的学问。那就是‘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它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不同于研究对象类似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
看来要研究古印度文化，这“文化人类学”确实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利器。李济教授不仅教给欣竺基本的文化人类学知识，还把一些多年来总结出的原野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使欣竺受益匪浅，也使以后的学术研究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也总算和李济教授有了共同的语言。
而此时毛子水教授为护送北大图书馆的那些线装的宝贝疙瘩善本古籍免受损失，亲自由长沙往桂林、经虎门、过香港、经安南（今越南）海防、再由滇越路抵昆明，平安到达学校。
欣竺听说毛教授抢救出了北大图书馆的线装古籍，很是兴奋，他去看这位北大图书馆的老馆长，见毛教授正因为胃痛而躺在床上。他得知欣竺要去印度求学，也很鼓励、支持欣竺走上真正的学术之路，并且正好可以利用前段经历的路径为欣竺办理去缅甸的签证。
毛教授在病榻上叮嘱欣竺说：“青年学生除了勤求学问以外，须注意培养真正的爱国心，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的优秀青年，多能埋头苦干，修养自己的真才实学’，‘为我们民族和国家争取荣誉’。”
欣竺得到毛教授的鼓励支持很高兴，问毛教授需要什么？
毛教授想了想说：“给我买一本莎士比亚吧。”
此时介绍欣竺到大学教法语的陈士骧教授赴美深造，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欣竺辞去了在大学的助理工作，就一直在等办理出国的签证。没想到签证却没有预料的那么快办下来。欣竺只能焦急地等待。眼看经济又要出现危机，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将他译的《通俗天文学》再版，得到一笔稿费渡过了难关。他还得知徐馨在孔祥熙举荐下到重庆任中国农民银行文书，和诗、和自己渐渐走远了，欣竺心底泛起一股莫名的淡淡的忧伤。不过此时既然已经有了人生大的目标，也就不顾其余了。
1941年靳欣竺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
可是这传说中的佛国，居然很少人信封佛教，“佛国无佛”，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华侨朱德烺祖上自明末移居印度，而今已有十三世了，他在这里教授祖传的“音乐十二平均律”，逐渐近乎绝学了。他把明容托付给欣竺，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她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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