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不见谪仙人，洗马滩头独步频。（
绝世天神）
未肯临渊谋结网，已甘学道敢忧贫。
常钻故纸弭豪气，间做狂言娱老亲。
无菊犹堪乐重九，卜居新得柳为邻。
我来到这地处僻远的夜郎国，只是那咳唾成珠的诗仙啊，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让我独自在这洗马滩头来来回回地独步。
别人临渊羡鱼，我却骨子里清高不肯退而结网，难道这是甘于安贫乐道学黄老的前奏么。
故纸堆呀，是我的乐园，却也消弭了我的青年豪气，只会偶尔说说大话哄老母亲一时的高兴罢了。
秋高气爽，虽然没有菊花插满头，却也登高庆贺重阳佳节，卜得居所，却也有耽书的同道做我的高邻。
1941年，欣竺已经辞去了在湖南大学教法文的助理工作，耐心等待毛子水教授帮他办理经缅甸到印度的签证。或许是由于英属印度当时是个敏感地带，这签证居然一时办不下来。
欣竺和母亲靳氏借住在贵州遵义的朋友夫妇家里，此地在唐朝是播州，又据说是汉朝的夜郎国，要和汉朝疆域比大小，以此出名。闲来无事可做，只有每天出门去沿着一条小溪走到僻静处，去看那清澈的流水和水中的游鱼。
当然这只是散心，重要的还是研究李济教授教给他的《文化人类学》，在去印度之前打好研究的基础。欣竺这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了学术的门口，满怀对学术殿堂的向往，所以也不感觉孤寂，倒是信心满怀，踌躇满志。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现代文化人类学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
九流闲人）
在文化人类学属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民族学则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
它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规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分析其成因，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
在本书第二卷第十六章“驯狮猛人”里对文化人类学已经有所介绍。英国冒险家璞鼎查由于精心研究“文化人类学”，被英女王和首相巴麦尊相中，临时授予男爵勋位，接替义律对侵华英军的指挥，打响鸦片战争的重要战役，最终以不到2万人的军队，打败清军近20万精锐之师，从而彻底征服了大清皇帝，让皇帝和他的政府成为代替殖民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傀儡，让大清“谈洋色变”，“坚船利炮”成为大清心中永远不敢企及的魔魇。
其实，当时璞鼎查就是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避重就轻，避免同蕴藏了无限力量的中国国民开战，提出“只和清军交战，不骚扰百姓”的口号，结果一路上不仅没有受到百姓大规模的反抗，而且从百姓那里得到淡水、木柴、食物等的“贸易”性质的接济。
某些不懂此类学问的满族清军将领反以为汉人帮助洋人，于是对汉人大开杀戒，最不合时宜地重新挑起满汉********，也可以说是“自毁长城”吧。
巴麦尊的心理战术成功地延续了100年，一直让清政府做列强的殖民傀儡，他们控制着不让这只驯狮强起来，一旦不听话了，就再把军舰开到清皇族家门口轰那么几炮，抢劫一些宝物，签订新的条约。
一直到100年后，亚洲崛起的日本军（帝）国已经不耐烦和列强一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拉锯博弈了。（
时间掌控者的刀塔）日本要直接取中国的政府而代之，在中国东北“不战而屈人之兵”得到了东三省作为侵略大本营。虽然在国际法理上由日本学者抛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论，遭到傅斯年教授等《东北史纲》的有力抵制，最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但是法理归法理，现实归现实，摆在中国人民眼前的现实是根本没有力量收复属于自己的东三省国土。
日本军（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到了来自刚刚脱离了满族皇帝统治，一心建立民国的中国传统精英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工农无产阶级前所未有的强烈抵抗。但是强大起来的日本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抵抗根本不放在眼里，在文化侵略上抛出“东亚共荣”的糖衣宣传，在占领区拉拢中国社会“名流”组成一个个伪政权做为自己的帮凶和爪牙，招募“皇协军”以华制华。在日本军（帝）国主义的眼里，“不战而屈人之国”，中国已经是囊中之物，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文明古国的终结了。自信满满的日本军（帝）国主义开始要把一直在这里盘踞百年的英、法、美、俄等四强一股脑儿地全部赶走，由自己独享在中国殖民的权利。和纳粹德国东西呼应，主动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这时英国和中国成了战时盟国的关系，才放开了中国人到印度的通行签证。
欣竺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获得了通过缅甸去印度的签证。可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申请的是他母子两人的签证，结果通过的只有他一个人的。这人欣竺左右为难。战乱年代，老母和自己相依为命，怎么能再分离呢？这一分离，说不定连相见的机会都没有了。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欣竺很明显地憔悴了。靳氏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也不想离开唯一的亲人。何况兵荒马乱，自己也确实没有地方好去呀。最后，她还是强忍心痛，鼓励欣竺出国。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欣竺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老母亲暂时委托寄居在友人家里，自己独自踏上旅程。在缅甸，欣竺去仰光图书馆看书，第一次见到披着袈裟的和尚在一页一页翻读贝叶经文。
在从缅甸到印度的轮船上，过孟加拉湾时，欣竺站在甲板上望着下临大海的群星灿烂的夜空，回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的观星之夜，怀着满腔惆怅之情。（
商战教父）战争爆发以来，他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
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欣竺找到了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的工作，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于是，到“帝国图书馆”看书成为他每日自定的功课。那里房屋设备陈旧而借书方便。欣竺找到了一本用英文教梵文的读本，便抄了读，并做练习，一天一课，几个月读完，打开了这丰富宝藏的大门。
因为欣竺当时正和一个朋友一同跟印度人学印地语，所以字母发音不必请人另教。
1943年欣竺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正式走上梵学研究之路。到鹿野苑，在“摩诃菩提（大觉）会”的图书馆内发现了两套汉文《大藏经》，一是碛砂版，一是频伽版。这是谭云山从国内募得捐赠的。
他每天下午去看报并翻阅藏经，才开始明白了所谓汉译佛教经典是怎么一回事。几乎可以说是上午用印度字读梵文，下午用汉字读梵文。
必须感谢实质是“恩师”而不肯居其名的“法善”老居士的指引。他仿佛是古代高僧出现于今世。在印度乡下，佛教圣地鹿野苑，法善老居士教欣竺念梵文诗时，开头他也是让欣竺先看书，法善居士背诵，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做解说，和中国与印度古书中的注释一模一样，说出来的就是散文，吟出来的就是诗。欣竺恍然觉得和大嫂当年教《三字经》和唱念弹词给大家听完全相仿。
欣竺到浦那，在潘达开东方研究所的“潘达开藏书室”中看这历史上第一位印度籍的大学梵文教授的书，好像进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世界“梵学”公园。书全摆在架上，自由取阅。
印度现在还有大量抄写本没有印出，因此图书馆重视收藏贝叶写本。欣竺一边阅读汉译佛藏，一边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印度学究还习惯于口传经典，用半古半今的语言解说。那时候他觉得仿佛进了古代，看到有字无字的活图书馆。（
王牌特工）
在鹿野苑住的时间稍长，欣竺和斯里兰卡的法光比丘相当熟了。摩诃菩提会（大觉会）在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是僧宝比丘。法光比丘是负责人之一，但管的事很多，从一所小学校，一所小图书馆，一个小出版部，到招待香客的“法舍”都归他管。除出版其他佛教书籍外，他还出版了一小本《法句经》，用罗马字母和印度现代天城体字母印成两种本子，附上他自己的英译对照和少数术语浅释。
欣竺住在那里，许多事都得到法光比丘的照应。欣竺刚一到就感冒发烧，也是法光比丘请来了一位有大胡子的锡克教徒药剂师给他治好的。欣竺病时法光比丘还送来一碗和尚们自养的牛的鲜奶，那浓厚的奶味让欣竺永远不会忘记。
“我打算到德里观光几天。”有一天欣竺对法光比丘说。
“你可以到我们庙里去住。我可以介绍。”
“怎么德里还有你们的庙？”
“不是我们修的庙，是‘比拉庙’旁边的那座佛教小庙，都是大资本家比拉出钱修建的。大庙供印度教的神，小庙供佛。佛教庙就委托摩诃菩提会管，我们有个比丘住在那里。说是小庙，不过是比那座大庙小些，其实也不小。佛殿以外，僧房有好几间，可以招待香客，平时很少人去住。地方在新旧德里之间，很方便。你下火车，雇一辆马车直接到‘比拉庙’，到后让车停在旁边的佛教庙门前就行了。你哪天去？我给你写封信。”
本来欣竺不过是“灵机一动”，经他这位热心人一说，倒不好不去了。这时欣竺已匆匆大略读了《摩诃婆罗多》大史诗，据说那次大战的战场就是现在德里一带，而且婆罗门持斧罗摩消灭刹帝利王族武士三七二十一次，造成五大血池，也是在那一带。传说的古迹没有了，看看历史的土地上的今天也是好的，于是决定去一趟。
果然很容易就到了所谓“比拉庙”。佛庙是连着的另一所院子，走另一个门。那位斯里兰卡的比丘是个年轻人，见到欣竺很高兴。他接过欣竺的介绍信看也没看，说：“法光比丘早有信说过了，我正等着你呢。”
他给欣竺安排了一间很不小的僧房或“法舍”，就在殿后。（
重庆书厂）他自己住另一间，应当算是“方丈”了。不过这庙里只有他一个人，一切要自己动手。
佛教庙里也有来观光的，但拜佛的香客不多。这边不像那边大庙门前人群挤得和中国的庙会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佛教庙靠后些，又另有大门走，和大庙隔断。去大庙的人见相连的佛殿，却走不过来，专程前来的人就不多了。
印度的庙不像中国的寺院，没有许多匾额之类，不过在门前石上刻个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或则不写出来，随人叫。
“‘比拉庙’你自己去看吧，我不陪你了。你要到别处，我可以奉陪。反正这里没有什么事，我不用守在这里。我一个人也不想走出去，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去看红堡、‘古都塔’和那根大铁柱吧。你先休息休息。”年轻比丘说完，自己回前面大殿去了。
中国的寺庙欣竺见得也不多，但像西湖灵隐寺那样的庙还去过。印度的古庙欣竺见得很少，只觉得那烂陀寺遗址虽然没有建筑只有地基，却是规模宏大，有中国大庙的气派。
波罗奈城的那座神圣的古庙中不过是有个石头亭子，中间立着一根大半人高的石头圆柱，算是神的象征。院子很小，人都挤不动，肉眼实在看不出大自在天的威风。
德里这座所谓“比拉”庙是现代建筑，当时还很新，仿佛是要和德里大清真寺比一比的。清真寺没有雕塑只有大建筑，和中国佛教、道教的庙宇风格大不相同。这座印度教的庙虽然建筑和色彩是印度式，但是规模远不及杭州灵隐寺，庙内几乎无物可看。
欣竺脱鞋上大殿一望，殿上只有两座不大的男女神像站在那里。原来这里是那罗延庙，神像是毗湿奴（那罗延）和他的夫人吉祥天女(拉克希米。神像实在不够神气。吉祥天女是财神，这其实是个财神庙。在看惯中国庙的眼光中，这财神庙有点像暴发户，不免带点寒碜气。据说那时庙才盖成不久，还没有真正完工，神像也只是临时安装的，带有过渡性质，壁画还没有画上去。这座庙不叫正名而被人叫做“比拉庙”，倒有为出资建庙的活财神宣传的作用。
欣竺回到佛殿这边来，望望那位如来佛端然正坐，有点中国庙的模样。和那位青年比丘攀谈起来，青年比丘问欣竺印象如何。
“拜神的不多，观光的不少，我还见到几个欧洲人。”欣竺说。
“基督教徒脱了鞋可以上殿，伊斯兰教徒却不能进庙。当然他们也绝不会来。”他说。
“有人能进庙拜神，有人不许进。我看门口也没有人看守，里面也没有人管，谁来过问？光凭服装是可以看出来一些，但是有的禁忌不是从服装打扮看得出来的。”
他笑了：“那是因为你还不熟悉印度人。再过些时，你和他们再混熟些，就知道了。在我们佛教徒眼中，印度教徒并不更宽大，伊斯兰教徒并不更窄狭，基督教徒也不是处于中间。”
“还有耆那教徒、锡克教徒、拜火教徒、犹太教徒等呢？”
青年比丘说：“我到这里还不久，见到的人还不多，不过什么样的人是望得出来的，不是光看服装打扮，帽子、鞋子。你看，有人来了。明天我们一起去逛德里古迹，门口就有马车。”
第二天青年比丘和欣竺一同出游，一同登上了那座细长的高塔。这是著名的“古都”（这个阿拉伯字译意应是“北极”）塔。这不是佛教的塔，是伊斯兰教的建筑。从里面盘旋一级一级登上去，到了顶上，伸头一望，没有顶，周围有铁栏杆。他俩出来站在顶上最高层，仅能转身，大约最多只能站三个人。欣竺问：“是不是本来上面还有一两层？”
“听说是本来还一直上到只能容一个人的顶尖，人一上来就会立刻头晕跌下去摔死，因此拆了顶层，加上栏杆。就这样，还有人跌下去。是自杀的好地方。有人建议封闭，不许人登塔。”
“那边那根铁柱竖在那里是什么意思？这样高的铁柱是怎么铸出来的？哪有那么大的模子？还有……”
“这些你去问印度人吧。不过这都是莫卧儿时代的，也许伊斯兰教徒更清楚。”
他劝欣竺去旧德里去看看，不过他不能陪着一起去。欣竺知道一定是他披着袈裟去不方便。
从完全现代化的政府所在地的新德里到德里或说老德里，尽管是连着的，却完全是两种风貌，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英国人真有意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东、西，新、旧，连接并列，好像是搞对比、办展览。
一进闹嚷嚷的狭窄的德里街内，两边商店用波斯字母写的乌尔都文招牌引人注目。从右到左和从左到右的印度各种字母拼写的各种广告贴满了，挂满了，内中也夹有英文。看不到一个西方人。汽车当然进不来，马车也不行，只能走路。
稍一注意才发现杂乱之中还很有条理。如果不为花花绿绿的颜色和字母迷惑，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商店，是行人，都是分开的，有区别的。欣竺想起了加尔各答的“唐人街”，仰光的中国街，中国大小城市中的牛街之类。外人不留意也不大看得出，自己人却是都明白。这种区别是不能混淆的。“有别”是正常的，“无别”不过说说而已。
欣竺的穿着显不出他们中间的任何特色，又不是西方人打扮，所以暂时是个“中性”无害的身份。还可以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不显眼。
欣竺望了望小杂货铺，进去几家小书店，遥遥观察了饮食店。忽然，在花花绿绿的招牌中间，欣竺赫然发现了一张白底黑字的汉字招牌“十二平均律音乐馆”。
这个，欣竺确实吃惊，不由得移动脚步上了位于一座木楼二楼的音乐馆。音乐馆的门关着，里面传出阵阵中国乐器的声音。
欣竺上前敲门，不一会，出来一位明眸皓齿的中国华侨小姑娘来。欣竺看到小姑娘，不禁愣住了。因为这位小姑娘不仅仅是人长得出众，而且其穿着既非现代的中国或印度装饰，也不是前清的装束，居然是明朝的女装。小姑娘见欣竺发呆的样子，微微一笑，用汉语问：“先生是中国人么？请问您找谁啊？”
这熟悉的江淮方言又令欣竺吃了一惊，见小姑娘开口问，连忙回答：“哦，我是初到此地的游客，见到这汉字招牌，一时好奇进来拜访。”
小姑娘吃吃一笑：“我爷爷正在上课，一会就下课了。先生到屋里稍等一会吧。”
欣竺随小姑娘进屋，在另外一间房里坐等，屋里都是清雅的明代样式的家具摆设。小姑娘奉上茶来。不一会儿，乐器声音结束，一位老先生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不知是哪位贵客降临啊？”
欣竺连忙起身相迎，门帘启处，小姑娘带进来一位白须老者。老者居然也是明朝宽袍大袖的装束，头上戴的居然是明朝皇家样式的软帽。
欣竺忙做了自我介绍。老者说：“听你口音，好像也是江淮人士嘛。”
欣竺回答：“不错，我老家是安徽寿州的。”
老者听了也感到吃惊：“哎哟！这可是真正的老乡了。我高祖洪武皇帝是安徽凤阳的，离寿州不远呀。”
欣竺问：“老先生是明朝的皇族么？怎么会流落在此呢？”
老者叹了口气：“唉！说来话长啊。在下朱德烺，是洪武皇帝二十一世孙。这是我的孙女儿明容。靳公子如不嫌弃，就在老朽这里饮一杯薄酒，听老朽慢慢道来。”
朱德烺一席话又引出一段悲欢离合的换代史，和一位身负绝学的音乐家，更没想到的是，日后欣竺居然要受人之托，千里把“小郡主”明容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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