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正值太平盛世，他很讲究藏书，宫庭里的藏书处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秘室，宫庭外的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又设置写书的官，抄写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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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帝时，还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命谒者陈农四出搜访遗书，又命光禄大夫刘向校“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天文及占卜等）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医学）书。
因为刘向是学问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书校完，就由他列举其篇目，并撮其要点，写成一篇评论奏上去。这是对于古代学术的一种总结的工作，非常有价值的。不幸这位总编辑任职了二十年，没有做完，于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死了。
他的儿子刘歆也是一个学问很渊博、什么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宠他，命他继续父业。他任了职，就总合群书，编成《七略》：（一）《辑略》（全书的通论），（二）《六艺略》（六经和传记），（三）《诸子略》，（四）《诗赋略》，（五）《兵书略》，（六）《术数略》，（七）《方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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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后来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就以它为蓝本。现在我们所以能约略知道些古学与古籍的情形，这部书实在有很大的启示之功。
刘歆先前襄校的时候，曾发见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传》，读得非常喜欢；他引了《传》文来解《经》，于是《左氏传》有了章句。他说：作这书的左丘明是亲见孔子的，他所爱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样，所以讲到《春秋》，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传》；不比公羊和穀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后，所记的春秋宗旨是由传闻得来的。
讲到这件事，我们第一要知道，所谓《春秋公羊传》一名和《春秋穀梁传》一书实在都很后起。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没有说过，第一个说的是孟子。在孟子时，不知《春秋》已有了《传》没有。但战国诸子以及汉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传》里的文字，可见这本《传》出来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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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时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两个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谓公羊学的。在《公羊传》中，引了许多《春秋》先师之说，有鲁子、有沈子、有司马子等等，也曾两度引及公羊子，可见公羊子只是《春秋》的先师之一，并不是这部传的作者。不知何年始称它为《公羊传》。
有了《公羊传》这个名称，于是联带有所谓《穀梁传》。“穀”和“公”是双声，“梁”和“羊”是叠韵；为什么这两个作《春秋传》的人都是复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复姓，事情竟这样地巧呢？
现在，我们既经明白了汉博士的地位和其势力，就可以知道这是当时学《春秋》的人看见别经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门户，把原来的《春秋传》改称为《公羊传》，表示它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惟一的《春秋传》；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写一部《春秋传》，别树一帜，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为《穀梁传》。
这正和北京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张小全再有张小泉，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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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看《穀梁传》中极多灾异之说，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汉中叶以后的作品。再说《左氏传》，却是一部真古书。司马迁作《史记》时很多根据它，他曾两次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这部书实在叫做《国语》。
刘歆在皇室的图书馆中见到了《国语》，喜欢它讲的春秋时史事详细而有趣味，比较《公羊》和《穀梁》专从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章一下，这原是学术界中应有的事，而且是极好的事。但那时是经学的全盛时代，如说这是战国时的左丘明编的一部春秋时的分国史，大家不会来睬你；现在改说这是春秋时的左丘明为《春秋经》作的《传》，他作《传》时曾和孔子商量过，所以这部《传》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么，它的地位岂止超过《穀梁》和《公羊》，简直和《春秋经》“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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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语》的原本仅是叙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传》呢？因此，刘歆只得引了《传》文来解《经》，并为它加进许多经说了。所以《左传》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它的真名是《国语》，它的伪物是经说。它不解经，它的价值在《公羊传》上；它一解经，反成了《穀梁传》的后辈。
至于现在的《国语》，那是刘歆的删削之余。《左传》能不能再和《国语》并家，这须看我们将来的努力如何了。（关于这问题，可读清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适的《春秋复始》和《史记探源》，今人张西堂的《穀梁真伪考》。）
刘歆既编成了一部《春秋左氏传》，后来又说寻出了一部《毛诗》、一部《逸礼》、一部《古文尚书》。到他代了父职，当了学术的重任，就请国家把这些都列入博士之官。哀帝叫他先和五经博士讨论一下，但许多博士全不赞成：有的不肯表示意见；有的说：《尚书》二十九篇已经完备了，用不着更立《古文尚书》；有的说：左丘明是不传《春秋》的，哪里会有《春秋左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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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责备博士们，大意是：“孔子为了他的道不行，所以修订‘六经’；但经过了战国的打仗、暴秦的烧书，他的原本已经看不见了。汉兴之后，一切制度没有可根据的，幸而得到一个叔孙通规定了些礼仪。那时天下的书只有卜筮用的《周易》，没有别的。
惠帝时虽说废了藏书的禁令，但大臣们也不曾把经书放在心上。文帝叫晁错到伏生那边去受《尚书》，因为这部书刚从墙壁里拆出来，有的朽折了，有的散乱了。到武帝时，然后邹、鲁、梁、赵之间很有些《诗》、《礼》、《春秋》的先师。在这时候，一个人的力量不能独管一部经；举《诗》来说罢，有专管《雅》的，有专管《颂》的，要几个人合起来方成为一部完全的《诗经》。后来得了一篇《泰誓》，集合了许多博士才把它读出。那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开全本的经远得很了。
后来鲁共王要造自己的宫殿，把孔子的旧宅也围了进去，正在拆卸墙壁，忽然发见了许多古文字的书简；整理一过，知道其中有《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因为这《礼》是在博士的十七篇之外，所以称为《逸礼》；因为这《书》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如倒过来称为《古文礼》和《逸书》，也是一样）。
天汉（公元前一〇〇——九七年）之后，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了上去，适值戾太子的巫蛊之难，没有施行。又《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也是古文字的旧书，藏在秘府里。成帝命我们校书，得到这三种，来比较博士的本子（例如博士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里也有），有的经是脱了几片简了，有的传是编排错乱了。到民间去调查，也有和这几种相同的。
既经找出了这种好东西，为什么不让立博士呢？以前所立的经和传，大都是相传的口说，现在已获得古人的真本了。难道你们宁可信口说而不信原本书吗？难道你们只信近代的经师而不信真的古人吗？你们只想守住一些残缺不完的东西，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这是我所深以为不合的！”
这封信发出之后，许多儒者都怨恨他，几个大官对他攻击得尤其厉害。幸而哀帝帮助他，他没有吃眼前亏。他怕遭着意外的祸殃，请求外放，到河内等郡做了几年太守。
刘歆在秘府里找到几部古书，正和我们今日在敦煌千佛洞中找出许多唐人写本、在北京图书馆的乱书堆中找出几部内阁大库旧藏的宋版书一样，照现在想来，只该欣幸，哪有受怨恨攻击的道理。所以他会得如此，在汉儒大抵是出于嫉妒，怕古代的、详细的东西一立了博士，就把近代的、残缺的东西打倒了，把他们的饭碗摔碎了。
至于我们对他下攻击，则因他不是客观的整理古书，而是主观的改编古书，使得许多材料真伪混杂，新旧错乱，他随意一动笔，害我们费了不知多少工夫才得纠正；而且没有原本对照，还不知道所纠正的恰当与否。他的作伪的痕迹是很显然的，例如他的信里所说的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记》里就没有；共王死在武帝初年，巫蛊之难作于武帝末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长时期，以古文经的价值之大，加以武帝的喜欢表章六经，哪会在数十年中寂寂无声之理。又那位献书的孔安国已早死了，也捱不到巫蛊之难。他写的信尚会当面说谎，何况私下窜入书内的东西。他逢着的便宜，是汉人太没有历史知识，几位博士只会捧住了自己的破书硬反对，不会在历史里找了证据来质问，所以给他骗过了好多年中的好多人。
刘歆以为经书中什么都残缺，有待于古文真本的校补；博士们反对他，就以为什么经都已完全了。这是两方面的观念截然相反的一点。刘歆表章的几部书，都说是古人用了古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对比了用汉代文字写的，自然那边应当称为“今文”了。所以今文一名是后起的，在没有古文经与它对立的时候是不会有的。
从此以后，经学分为两派；今文家与古文家不但本子不同，即经文的解释和所说的古代制度也都不同。东汉时，许慎为了分别今古文的异同，特作了《五经异义》一书。在这书里，我们可以看出，经书的内容是给汉人有意播弄得这样纷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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