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有人拿了许多经书堆在我们的面前，问有什么用处，那么，我们可以干脆答道：用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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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诗经》里的诗已不能唱了；《易经》里的占卜是我们不信的；《礼经》和《礼记》中许多琐碎的礼节，看着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尊严，决不是现代的伦理；《尚书》里记的说话，动不动叫着上帝和祖先，我们的理智也提不起这种信仰了。
这种东西，实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
汉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现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钟鼎文之外，可见的只有这几部经书了。甲骨钟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几部经书则是较有系统的；把这较有系统的书本材料来联串无系统的地下实物，互相印证，于是我们可以希望写出一部比较真实的上古史（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来，使得人们知道我国古代的民族和社会究竟怎样，我们的先民辛苦缔造传给我们的是些什么，这是它的惟一的用处。这用处的表章，也是我们所肩着的新时代的使命。
上面说的，只是现代的我们的话；如果把这番意思说给汉代人听，他们决不会了解。他们以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在经书里，而且这种道理有永久性，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经是道的记载，所以也不变了。
《易》学家说：易理是弥漫于天地之中的，万物的现象莫不从易理里变化出来，一切人生日用的东西也莫不是圣人们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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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家说：《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原的意思，表示它存在于天地之前，作万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来正天的端兆，还用了天的端兆来正王的政事的（这话很不好懂，但经学的神妙就靠在这不好懂上）。
照这样说，经书不成“天经地义”再成什么！经既成了天经地义，当然一切的用处都要从这里边搜寻出来了。
他们的应用方术，简单地举出几个例，就是所谓“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五篇》（即《诗经》）当谏书”。
为什么“以《春秋》决狱”呢？因为《春秋传》里说孔子作《春秋》，褒这个、贬那个，都有他的理由；这些理由就是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审官司时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这是何等地尊严而又漂亮。所以张汤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他就聘请读《尚书》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义来判决大狱。淮南王谋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查办，他不等奏书的批准，就用《春秋》之义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专断。
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武帝听了江充的谗言，疑太子据用了巫术咒诅他早死；太子气不过，把江充杀了。一时长安扰乱，丞相发兵打他，他逃到湖县（汉京兆尹东部，在今河南阌乡县）自杀。（
废材小姐太妖孽）这就是所谓“巫蛊之难”。但因太子逃在外边，很有谣传说他没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样）。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有一个男子头戴黄帽，身穿黄衣，乘了黄犊车，车上插了黄旗子，投到宫门，自己说是武帝的太子。那时长安吏民听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来了，惊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几万人。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验看，没有一个人敢说是或不是的。京兆尹隽不疑最后到，立刻吩咐随从的人把他捆起来。旁边大官们上前劝止，说：“这是不是前太子还没有定，你为什么这样卤莽呢？”隽不疑答道：“就是真的太子，诸君也何必怕！从前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他的父亲，出奔晋国。后来灵公死时命他的孙儿辄（蒯聩的儿子）继位。晋国得悉了他的死讯，把蒯聩送回来；辄竟拒而不纳。《春秋》上说他做得很对，因为从了祖父的命令就该这样。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边不死，到现在归来，依然是个罪人，应当法办，没有疑问！”
廷尉审讯的结果，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斩了。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得，佩服他的能干，赞叹道：“一定要用了读经书的人做公卿大臣，才会这样明白大道理呢！”
这件事固然做得不错，但《春秋》之学讲究“诛心”，实在也免不了流弊。例如《经》上写“许世子（即太子）止弑其君买”（昭十九年），《传》中说：许太子并不曾弑君；孔子所以这样写，只因依照礼法，父亲生病服药，该得由儿子先尝，以免中毒，现在许悼公服药时，这位太子没亲尝，他吃错了药死了，这就是太子的不尽子道，该负弑君的责任的。（
出魂记）
在这种苛刻的诛心论之下，不知害了多少无罪的人。倘使现在还保留得汉朝廷尉的档案，我们一定可以找出好多屈死鬼呢。《汉书·艺文志》上载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这是“以《春秋》治狱”的一部原理书，可惜现在看不到了。
禹治洪水是古代一件极大的故事；《禹贡》一篇就是记他治水的经过的，列在《尚书》的《虞夏书》中。固然这篇未必真是禹所作，却也不失为中国地理学史里第一篇大文字。在经书中，讲地理最有系统和最有真实性的，也推着它了。汉人治水，用了它作根据，在没有科学的地理学和河海工程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只是《禹贡》本书太简略了，只能使人知道些水道的大概，不能给人以治水的整个计划。黄河是最多决口的；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在瓠子决了。过了二十余年（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武帝封禅泰山回来，到决口地方，决心把它塞住，就令随从的官吏们各人背了柴薪填塞下去，工作的徒役有数万人，柴薪用完了用竹子；果然把决口填平。造一个宫在上面，称为宣防。他们又导河水北行，分为二渠，减杀它的怒势，算是恢复了禹的旧迹。
但是，过了些时候，黄河又在馆陶决口，分为屯氏河，也入海。（
酷酷总裁你跑不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年），黄河又决鸣犊口，屯氏河也绝了。这些下流的变迁使得人们想起了《禹贡》里的“九河”。这九河不知道是整整的九条河呢，还是表示其数目之多呢；是长长的河流呢，还是黄河入海处的三角洲呢？
要之，总是黄河下流分汊甚多，禹为了宣泄水势而分布着的。所以那时的人常想开浚九河，继续禹的功绩。可恨《禹贡》里只提了九河这个总名，没有说是哪些；费了他们好多的力量，只寻出徒骇、胡苏、鬲津三条河来。
那时有一个博士许商，专治《尚书》，又懂得数学，被任为将作大匠，转为河堤都尉，研究了好多年的治河方法。到哀帝初年，因平当（先前也是博士）对于《禹贡》很有研究，使他接管河堤的事。他奏说：“禹的九河现在差不多都湮没了。按照经义治水，只有分泄和浚深的办法，没有用堤防来壅塞的。现在黄河下流的水道太不分明，应当寻觅开河的人才。”但是那时的学术久已定于一尊，读《禹贡》的人虽多，会开河的却没有，所以到了王莽的时候，黄河又大迁徙了一次。
昭帝去世（公元前七四年），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贺（武帝的孙儿）为皇帝。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是荒淫惯了的，那时他的郎中龚遂曾谏他道：“大王曾读了《诗》三百五篇，人事应该通晓了，王道也该认识了。（
盛世女皇商）试问您所作所为，合于《诗》中的哪一篇？大王虽说做了王，恐怕您的品行连平民都不如呢！”及至他做了天子，霍光见他越弄越不像样，下个决心，把他废了；把他带来的一班臣子都送到监狱里去，好多人是杀了。只有龚遂和一二人曾经谏劝过他几次，得减死一等，罚作苦工。还有一个他的太傅王式，查无谏书。审判官责问道：“你为什么不谏？”答道：“先前我把《诗》三百五篇早晚教王。每当读到忠臣孝子的诗，没有一次不对王反覆几遍的。读到了危亡失道的诗时，又没有不流了泪来讲的。我已有了三百五篇作谏书了，所以没有写谏书。”审判官把这套话奏上去，他也得免于死罪。
后来成帝时有一位匡衡，他是学《齐诗》的，上疏戒后妃道：“夫妇之际，是生生之始、万福之原，所以一定要婚姻之礼正了，然后天命可以保全。孔子编《诗》，为什么把《关雎》列在第一篇？只因后夫人的品行如果不合于天地，就没法接续神灵的统绪。《诗》上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说女子的贞淑之德可以不改她的操守，情爱的刺戟又可以不表现于她的容貌，这样的又坚贞（淑），又幽深（窈窕），然后可以和至尊的皇帝相匹配。这真是人伦纲纪的第一项，教化的开端呵！……”
诗是主于发抒情感的，情感与理智常常不容易得到平衡，所以这三百零五篇里有的愤怒，有的颓废，有的浪漫，本来不尽可作道德的规律看。就是第一篇《关雎》，原是一首单相思的情诗，何曾和后夫人配至尊发生关系。
但那时的经学家要求“通经致用”着了迷，一定要用了道德的观点把全部书拉到一种训诫的目标之下，以便做他们的谏书的材料。所以他们对于理智的作品（像《雅》、《颂》里的赞美文王、武王），就以为这是太平盛世的榜样，孔子选进去作鼓吹之用的；碰着了情感的作品（像《国风》里的数十篇情诗），就曲解为“思贤才”，或径说为孔子特地留着做炯戒的。他们为要劝导君主，又把任何私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说成了君主的善恶的感应，以至人民只成了木偶。大家如去一读东汉初年卫宏作的《毛诗序》，就可知道一部活泼泼的《诗经》已如何被他生吞活剥地谏书化了。
讲到致用，最重大的莫过于政治；现在试举一个应用经学的例。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八年），匈奴人争夺单于的位子，国内大乱。许多人以为他们侵害中国已久，现在内乱了，正好趁这机会把他们灭了。大鸿胪萧望之独持异议，他说：“春秋时，晋国派士匄去打齐国，走到半路，听说齐灵公死了，士匄就带了兵回去。孔子很称赞他，因为敌国不幸遭了丧事，就表示同情，停止征伐，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前年握衍单于派人来请和亲，中国人知道不打仗了，很喜欢；现在他死于内乱，我们反而进兵征伐，这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义之兵是不会有成功的。我们只该遣使吊问，救他们的灾难。”
这种态度确实大方，所以宣帝依从了他，后来呼韩邪单于就自来归顺了。还举一个例。武帝平了南越，在现在的广东海南岛上立了儋耳和珠崖两郡。那边风俗强悍，受不惯汉官的干涉，隔了几年即起一次反抗，把官长杀了。因为反抗的次数特别多，朝廷感觉派了很多的官员去管理也无谓，便把儋耳并入珠崖。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珠崖又反，当时很想多开些军队去攻打。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必。元帝派人问他：“你的意见在经义上有什么根据？”他道：“尧、舜、禹是最大的圣人，然而他们的地方不过数千里，《尚书·禹贡》中载明了疆界。至于四方夷狄，来归化的他们固然受了，不归化的也不去勉强。秦始皇不学圣人的好样，专想开辟四境，弄得天下溃叛，他的基业也就一败涂地。珠崖是海中的一个岛，多毒草和蛇虫，那边又没有文化，本来不值得立郡县的。我的意见，以为凡不是戴冠束带和中国人相类的地方，凡不是《禹贡》所说到的和《春秋》所记着的，都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机关裁掉。”
元帝听了他，海南岛就不算当时中国的地方了。
这件事的功罪却很难说。秦皇、汉武的辟地固然有些穷兵黩武的野心，然而倘使他们死守了黄河下游的文化区域，到今天中国或者已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汉人看作与天地相终始的经书中所记的道理，既然绝不主张向外发展，读者们受了这个暗示，自然要以《禹贡》的疆域为满足了。
上面叙述的改制、封禅、巡狩、郊祀以及灾异、祯祥诸说，无一不和通经致用有关系。固然有许多是经书里所没有的，但狡狯的经学家总会设法讲得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真书，算做确实的证据。
经书中的事实在古代都有所以发生的背景，要一一在后世复现，固然不会全无价值，但也决不会完全对，因为时代背景已变换了。自从汉人把“五经”看作天经地义，又把自己的意见和当代所需要的东西涂在上面，弄得今不今，古不古。要致用罢，却时常以今古不同，真假不明，逢到窒碍。说研究学问罢，学问的基础不建筑在求真上，先圣先师的权威又特别大，既不能跳出他们的圈子，如何可以有进步的希望。弄到底，经既不通，用又不达，大家所有的只是缴绕文句的技术和似是而实非的智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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