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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跨世纪的发展:危机与转机(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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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90年代,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电影市场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展搜中文网)一方面,电视已经全面超越电影,成为中国传媒的新贵,大量的电视娱乐节目把观众从电影院拉回家中;另一方面,80年代末的娱乐片浪潮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很多粗制滥造的影片使得观众不愿回到电影院。电影的观众人数锐减,由1979年的293亿人次猛降到1990年的162亿人次,1992年更是滑落到谷底,只有105亿人次。如何挽救电影的危局,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1993年1月,广电部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进行电影行业的改革。这个文件的核心是:1.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发行)。2.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这是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幅度最大、最触及体制核心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多年来电影发行由中影公司垄断的格局,促进了电影的复苏。

    (一) “主旋律”与多元化格局

    “主旋律”电影在这一时期得到历史性的突破,进入一个高峰期。1991年,为纪念中国**建党70周年,出现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如《周恩来》(丁荫楠导演)、《开天辟地》(李歇浦导演),以及1992年的《大决战》(李俊总导演)等。这些影片在全国各地以庆典的方式不断上映,开始了新一轮的“主旋律”热潮。1993年,以纪念**主席诞辰100周年为契机,《重庆谈判》(李前宽、肖桂云、张夷生导演)、《井冈山》(李新导演)和《秋收起义》(周康瑜导演)等反映**战斗生活的“主旋律”影片相继出现。1997年,配合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谢晋导演了《鸦片战争》;同时,八一厂耗时数年、投资巨大的战争巨制《大进军》、《大转折》、《大战沪宁杭》也相继完成。此外,《焦裕禄》(王冀邢导演,1990)、《蒋筑英》(宋江波导演,1992)等反映中国**优秀干部和反映我国研制原子弹历史的《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1999)、反**斗争的《生死抉择》(于本正导演,2000)等影片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生死抉择》还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尽管这部影片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其反映的内容无疑与群众的情绪形成某种契合。

    在“主旋律”电影之外,中国电影还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种风格的影片争奇斗艳。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继续着他们的创作,而新生的第六代也开始崭露头角。谢晋作为老一代的电影艺术家老当益壮,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他于1997年导演的《鸦片战争》获得了第17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及最佳摄影等多个奖项,为他富于传奇色彩的导演生涯添上了新的一笔。第四代导演谢飞的《香魂女》(1994)、《黑骏马》(1995)、《益西卓玛》(1997)等为他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赞誉。吴天明的《变脸》(1995)、黄蜀芹的《画魂》(1994)、郑洞天的《人之初》等影片都体现了第四代导演新的艺术追求。

    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在这一时期都有许多佳作问世。(苗疆道事)特别是张艺谋进入了电影创作的高产期,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不断给国人带来惊喜。他拍摄的《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活着》(1994)、《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有话好好说》(1997)、《一个都不能少》(1999)、《我的父亲母亲》(1999)以及《幸福时光》(2000)等影片,不仅在国际国内频频获奖,而且观众的反应极其热烈。这些影片题材广泛,有古代,有现代;有农村,有城市。其电影语言形式多样,风格迥异,他成为蜚声国际影坛的著名导演和国内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导演之一。

    陈凯歌不像张艺谋这样高产,但是他的作品延续了《黄土地》以来的深沉思考和人文关怀。他拍摄的《霸王别姬》(1993)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金棕榈奖”。这部史诗性的影片使陈凯歌的国际声誉达到了巅峰,至今看来仍然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之后的《风月》(1996)、《荆轲刺秦王》(1999)所引起的反响较之《霸王别姬》逊色不少。

    第五代其他导演比较重要的影片还有: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黄建新的《背对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5),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0)、《炮打双灯》(1993),孙周的《心香》(1991),宁瀛的《找乐》(1992)、《民警故事》(1995),李少红的《血色清晨》(1990)以及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1997)等等。

    姜文作为演员无疑是成功的,他在《芙蓉镇》、《红高粱》、《本命年》等影片中的表演炉火纯青,塑造了很多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作为导演,他同样出手不凡。尽管至今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鬼子来了》(2001)两部作品,但作为第五代后的重要导演,他是不可忽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电影,充满了姜文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反思。整部影片格调鲜明,节奏明快,激情四溢,对当时盛行的灰暗、憋屈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二嫫》等)进行了颠覆。

    张建亚的影片稍显另类,《三毛从军记》(1992)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1993)都改编自著名漫画。他在这两部影片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使影片具有了黑色电影的特点。他曾说《三毛从军记》是为两类人拍的,一类是真正没文化的,一类是真正有文化的。他在娱乐片创作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冯小宁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导演。他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1995)、《黄河绝恋》(1998)和《紫日》(2000)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他的影片既吸取了好莱坞电影的长处,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他那“短周期、低成本、大气势”的创作特点,更是令电影界感到惊奇。影片《黄河绝恋》有很多“大场面”,其成本只有400万元,而同期的《红色恋人》成本高达3000万元。

    (二) 第六代的徘徊与突破

    继第五代之后,北京电影学院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毕业的一批年轻导演也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他们成为第六代导演。(末世重生之妖孽)但是,他们给中国影坛带来的影响远没有第五代那样巨大和深远。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电影大多属于“地下电影”,能公映的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和个人化,对大多数观众而言是曲高和寡。但是,他们作品的写实性、原创性、现时性、个人性以及开放性是值得肯定的。第六代导演代表性的人物有张元、王小帅、贾樟柯、娄烨、路学长等。

    张元的《妈妈》(1990),可以说是第六代的奠基性作品。这部自筹资金拍摄的影片成本不到20万元,在国内只发行了三个拷贝,却在10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进行了展映。这也是第六代比较通行的做法,即低成本制作、国际电影节参赛。1993年,张元导演了中国第一部“地下电影”《北京杂种》,这使被禁止的摇滚乐、性、暴力等符号开始出现在中国银幕。此后,他连续拍摄了《儿子》(1996)、《东宫西宫》(1996)两部影片,其中《东宫西宫》首次涉及了同性恋题材。遗憾的是,他所执导的影片大多不能进入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只能在民间小规模流传。直到《过年回家》(1999)才标志着张元开始回归体制内,之后的《绿茶》(2003)和《看上去很美》(2006)等影片也得以在国内发行。

    贾樟柯是第六代中的后起之秀。他于1997年拍摄的《小武》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这部影片格调朴实甚至略显粗糙,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类似小武(小偷)这类“边缘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体现出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和人道主义追求。《站台》(2000)这部长达193分钟的影片继承了《小武》的写实主义风格,用一种平缓得令人不忍继续的方式讲述了1980—1990年十年的历史,勾起了很多人对80年代的回忆。之后,贾樟柯又相继拍摄了《任逍遥》(2002)、《世界》(2004)等影片。

    王小帅于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于1993年自筹十万元拍摄了《冬春的日子》这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得不少奖项,但在国内却藉藉无名。2001年,他导演了《十七岁单车》。这是一部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致敬的影片,同样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和国内的禁映。2005年的《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是他“解禁”获得国内发行的第一部影片。影片是他对自己青少年生活的追忆,关注的是社会变革下人的生存状态和变迁。

    娄烨也是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于1993年拍摄的《周末情人》表现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爱情,在德国获得了“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最佳导演奖”。1999年,他的《苏州河》也是一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品。

    路学长同样于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长大成人》(1995)虽然经过十余次修改,迟至1997年底才在全国公映,却是第六代中第一个“浮出水面”的导演。这部影片也是第六代向第五代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卡拉是条狗》(2003)平实地讲述了普通工人“老二”与一条叫“卡拉”的狗的故事,记录了变化中的中国历史。(打工巫师生活录

    此外,何建军的《邮差》、王全安的《月蚀》等影片也是第六代导演的重要作品。第六代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经过漫长的“地下生活”之后,逐步回归体制内,开始真正展现自己的导演才华。他们对艺术真诚的态度以及在电影语言上的探索,都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又有一批新生代导演和作品相继涌现,代表性的有:张扬的《洗澡》(1999),陆川的《寻枪》(2002)、《可可西里》(2004),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1998),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2001)和徐静蕾的《我和爸爸》(2003)等等。他们与第六代不同,没有游弋于体制之外,而是在创作中既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又认真考虑电影的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运用常规的镜语形式和流畅的剪辑,博得了现代年轻人的喜爱。

    (三) 贺岁片与商业大片

    提起“贺岁片”,大家肯定会想到冯小刚的名字。这位获得“市场特殊贡献奖”的导演,在中国电影市场长期低靡疲软的形势下,借鉴了港台在农历新年推出“贺岁片”的经验,于1997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该影片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成绩,甚至超过当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此后,他每年都定期在岁末推出他的冯氏喜剧“贺岁片”,有《不见不散》(1998)、《没完没了》(1999)、《一声叹息》(2000)、《大腕》(2001)、《手机》(2003)、《天下无贼》(2005)等等,成为少数能与好莱坞影片相抗衡的商业影片。他的影片与王朔的小说渊源颇深。男女主人公戏谑的语言、离奇的故事,都对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种稍带“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是王朔“痞子文化”在电影里的延续。葛优作为这些影片的主演,其幽默的表演和故作正经的语言为冯氏贺岁片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商业大片肇始于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该片完全按照商业化的模式进行打造,巨额的资金投入、豪华的演员阵容、庞大的巡回宣传,以及精良的画面质量,都是此前中国电影闻所未闻的。当然,其收获丰厚的票房回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张艺谋始终敢为天下先,将电影作为一个产业来做,明确追求电影的商业利润,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努力。

    《英雄》海报

    不管《英雄》本身的形式、内容如何,其电影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英雄》的成功,为民族电影如何在好莱坞的重压之下守住自己的空间提供了借鉴。同时,《英雄》在北美电影市场上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的事实,也增强了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市场的信心。此后,大投资、纯商业化操作的影片开始不断出现,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2004)、《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陈凯歌的《无极》(2005),冯小刚的《夜宴》(2006)以及周星驰的《功夫》(2004)等等。尽管人们对这些影片褒贬不一,但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激活了常年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

    经典影片赏析

    《红高粱》

    出品: 西安电影制片厂

    上映: 1987年

    导演: 张艺谋

    编剧: 陈剑雨朱伟莫言

    主演: 巩俐姜文滕汝骏

    摄影: 顾长卫

    作曲: 赵季平

    片长: 91分钟

    获奖: 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剧情梗概】

    “我奶奶”那年19岁,为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50多岁的李大头。(最强剑神系统)按我们家乡的规矩,要用颠轿的方法折腾新娘子。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折腾,我奶奶死不吭声。行至青杀口,从密密的高粱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资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他的命。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行至青杀口,被一蒙面人劫进了高粱地。惊恐之下,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鳌,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众伙计纷纷议论不想干了。我奶奶的一通话劝住了众伙计,撑起这个烧酒作坊。这时,我爷爷喝得醉醺醺,他对伙计们胡说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让众伙计把他扔进空酒缸。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三千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看到鬓发不整的我奶奶,一种羞辱感折磨着他。他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秃三炮的脖上。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回到烧酒作坊,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修路到青杀口。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还杀害了罗汉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唱着《酒神歌》,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我奶奶做好了饭菜,挑着担子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一辆日本军车开过来,机枪响了,我奶奶只“唉”了一声就倒下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像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已全然痴呆。爷儿俩站在我奶奶尸体旁,静无一言。

    《红高粱》根据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是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张艺谋的处女作。虽然影片投资不高,但却震惊了中国影坛,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影片以30年代的中国为时代背景,热情讴歌了“我爷爷”、“我奶奶”等一群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中国人,赞美生命的舒展和辉煌,把人性中的自由、奔放、激情元素等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展示。影片采用红色作为基调,多个段落中都用红色渲染,例如影片开头“我奶奶”出嫁时穿着的红色衣服、红色的轿子、红色的高粱酒,特别是影片最后出现的红色的太阳、红色的天空,以及漫天飞舞的红色高粱等,都营造出影片浓烈、奔放、张扬的特点。在《红高粱》中,“颠轿”、“野合”以及“打鬼子”等几个段落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颠轿”一场戏,镜头在轿子内外来回转换,将轿夫们的粗犷、豪放和怀揣剪刀的新娘紧张、无助的心理进行了出色表现,整个段落剪辑流畅、充满动感,配合高亢的歌声、音乐,很好地配合了影片的主题。(腹黑嫡女:绝色小医妃)“野合”一场开头,导演采用主观镜头在高粱地里快速穿梭,很好表现了主人公当时的心情,此后导演又用一个高角度的俯拍镜头,拍摄被“我爷爷”在高粱地中踩出的圆形“祭坛”,段落结尾,又采用固定镜头拍摄随风舞动的高粱,进一步对爱的神圣和生命的辉煌进行赞美。“打鬼子”一场戏,在《酒神歌》的烘托下,**上身的男子汉手捧大碗的红色高粱酒,发誓为罗汉大叔报仇的场面,同样令人热血澎湃,影片最后在炸毁日本鬼子汽车后,“我奶奶”和众人都牺牲,红色的太阳、天空下,“我爷爷”手牵着“我爹”站在红色的高粱地中的仰拍镜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印象。随着“娘、娘,上西南……”喊声和悲凉的唢呐声响起,一曲生命的颂歌最终得以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音乐运用,作曲赵季平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唢呐、大鼓作为主要乐器,体现中国北方农民刚烈、昂扬、直抒胸臆的精神气质。“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最先用在“野合”段落中,表现主人公的欢乐,此后运用在影片最后血红的高粱地中,是对“我奶奶”之死的歌颂;《酒神歌》最初用在“十八里红”高粱酒酿成之时,抒发一种快乐、豪爽的心情,此后用在打鬼子出征之前,营造复仇的愤怒和悲壮的气氛。

    《霸王别姬》

    出品: 北京电影制片厂、汤臣电影事业有限公司

    上映: 1993年

    片长: 171分钟

    导演: 陈凯歌

    编剧: 李碧华芦苇

    主演: 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

    摄影: 顾长卫

    作曲: 赵季平

    获奖: 199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剧情梗概】

    小豆子被母亲用刀砍掉了畸形的小指头后,送到戏班。在戏班里,举目无亲的小豆子遇到了大师兄小石头。从此,乐观、侠义、爽朗的小石头成了小豆子的偶像和保护神。关师傅非常威严,每天严格地训练着戏班里的孩子们。一次,小石头放小豆子和小癞子出去,被师傅发现后,全体孩子受罚,小石头被打得头破血流。小豆子回来要替师哥受罚,引来师傅的痛打。被这场面吓坏了的小癞子跑出去上吊死了。从此,小豆子和小石头形影不离。他们在太监府第一次合演了《霸王别姬》并得到很大的成功和赞赏。自此,在小豆子的眼中,自己就是虞姬,小石头就是霸王。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抱回了弃婴小四。

    成年后的小石头和小豆子(段小楼和程蝶衣)成了名角,合演的《霸王别姬》轰动京城。这时,日本已经开始侵略中国。段小楼认识了妓女菊仙,并要娶她。这深深地刺伤了程蝶衣。程蝶衣从专门“捧角”的权势人物袁四爷那里得到早年在太监府见过、并许诺送给小楼的古剑,送到小楼面前,宣布从此不再与他合作。在一次演出中,由于有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本宪兵的搜捕,菊仙突然跑来告诉程蝶衣小楼被宪兵抓走的消息。为救出小楼,菊仙答应离开小楼;蝶衣也为此为日军演出。蝶衣见到被释放的小楼,却遭到小楼的怒斥。菊仙仍和小楼结婚了。由于看到世道不平和与蝶衣的失和,小楼决定不唱戏了。几年过去了,蝶衣仍大红大紫,却更加孤独,并染上大烟瘾。小楼则是终日与人斗蛐蛐赌博。关师傅终于出面,痛斥兄弟失和的过失,兄弟重新走到一起。关师傅在训练

    孩子们时死去。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为国民党伤兵演出中,为保护小楼,菊仙流产,蝶衣以汉奸罪被逮捕。在营救中,小楼、菊仙想尽办法,典尽家产。正当人们焦急等待法庭判决时,由于袁四爷说情,法官出人意料地宣布蝶衣无罪开释。菊仙却误以为这是蝶衣早就勾结官府来戏弄他们,从此对他有切齿之恨。其后,蝶衣再也无法演出《霸王别姬》。

    1949年初,小楼和蝶衣终于又登上舞台。袁四爷以“反革命戏霸”的罪名被判死刑。蝶衣戒掉了鸦片,小四一心想取代蝶衣,终于发生了临阵换角的事件。“文革”开始了,小楼在巨大的压力下,同意揭发蝶衣的“罪行”。审讯的人却是小四,他已变成了“革命造反派”。斗争会上,蝶衣看小楼彻底背叛了自己,绝望中说出了菊仙的身世,多年的怨恨一泻而出。在造反派的追问下,小楼说他不爱菊仙。菊仙彻底失望后上吊死了。小四终于用蝶衣扮虞姬的头饰将自己装扮起来,不想门口已来了扫“四旧”的红卫兵。

    “文革”结束后,蝶衣、小楼两位京剧老人在空无一人的剧场中,演出他们多年前演过的《霸王别姬》。当演到虞姬从霸王的剑鞘中拔剑自刎时,拔出的却是真剑,霸王惊恐地转过身来,虞姬倒在地上含笑而逝。

    《霸王别姬》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改编。影片故事跨度近60年,以京剧演员段小楼、程蝶衣和妓女菊仙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主线,以“霸王别姬”戏班在不同时代的起起伏伏为背景,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这也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史诗风格,与陈凯歌之前的影片风格大相径庭,也标志着陈凯歌早期艺术探索告一段落。影片采用好莱坞的情节叙事法编织故事情节,整部影片叙事平易、流畅,不再像陈凯歌此前的《黄土地》、《孩子王》等影片那样晦涩难懂。这部影片使陈凯歌不仅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同时也在国内引发了很大争议。由于影片中既有国粹京剧,又有同性恋和三角恋,还有“文革”等敏感历史的展现,使之成为一部颇受西方人欢迎的中国电影,并最终在戛纳抡元。

    影片触及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剧中人物在各种压力下的背叛更是演出了时代的悲剧,人性之中美好的一面,如师徒之义、朋友之谊、手足之情、夫妻之爱在“文革”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疯狂混乱的年代里统统遭到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只是人与人之间无情的背叛。这或许也与陈凯歌自身的经历有关系。陈凯歌在自传中讲道:“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少年凯歌》)在影像层面上,该片多用抽象化的色块组合、冷峻对峙的构图完成视觉造型,特别是对京剧的展示更是浓墨重彩,将京剧造型(脸谱、服装、动作)等元素进行了极端化的展示,营造出美轮美奂的影像。在用光上多采用大反差布光以及模拟舞台效果的分光、追光等,体现出一种表现主义特点。影片塑造了很多成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张国荣用自身的独特气质和天才般的表演,将程蝶衣这个人物悲剧的一生展现得淋漓尽致。陈凯歌说:“影片写的是两个京剧男演员与一个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情感延绵五十年,其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巨变与命运的巨变。——由张国荣扮演的青衣演员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恋。”张国荣把程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著演绎到极致,而当他在现实中真的跳楼自杀,最后化为一丝青烟挥别人世时,我们似乎更能体会什么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小武》

    导演: 贾樟柯

    编剧: 贾樟柯

    主演: 王宏伟郝鸿建左百韬

    摄影: 余力为

    片长: 113分钟

    时间: 1997

    获奖: 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沃尔夫冈·斯道奖

    【剧情梗概】

    1997年,山西汾阳。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粗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他原来的一个朋友现在已成为某公司经理,要结婚了却没邀请他,小武感觉很不开心,但他念及多年友情,去偷了钱凑成整数送到朋友家中,却遭到了拒绝,这令他失望和愤怒。在一个卡拉ok歌厅,小武认识了梅梅。他们成为朋友,关系微妙。小武以自己的方式对她展开了追求,他甚至买了个戒指要送给梅梅,但这时梅梅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小武回到父母家,却又遭到拒绝。他重新成为小偷,最终被抓获。

    《小武》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处女作。1997年,尚未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贾樟柯带着自筹的20万元,与十几个朋友来到自己的老家——山西汾阳,用大学同学和朋友做主角,启用真实的群众演员,拍摄了这部奠定他成为第六代导演地位的电影,并在国际各种电影节上频频获奖。谈到拍摄这部影片时,贾樟柯说:“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气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在一个巨大的莫名的推动力之下飞速地发展,人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人际关系,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奇怪的你不能想象的东西。”“我希望从自己的创作开始,回到‘当下’的情境里来。就拍我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就拍此时此刻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喜欢‘当下’这个词,它给我一种在场的感觉,一种现场感。”影片中的小武作为一个边缘人,面对剧变的时代、社会,面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等给所有人造成的改变,却依然孤独地游离于群体之外,在友情、爱情和亲情相继失落后,只能无助又无奈地再次走上偷窃之路,最后被铐在电线杆上的他,依然沉默寡言,面无表情。实际上,小武并不是十恶不赦,而是良心未泯,如他偷盗别人的钱包,但主动归还身份证,因为“时下身份证不好办”;在昔日一同偷窃的朋友如今暴发,结婚也不邀请他时,他仍然怀揣挽回友情的愿望,用自己的“手艺”凑足了当初承诺的礼金为朋友送去等。影片大量采用长镜头、中远景拍摄,同期声录音,演员全部为非职业演员,人物的场面调度单调而缓慢,这些都使影片具有写实主义的风格。影片中的台球桌、卡拉ok厅、录像厅,以及充斥在大街小巷的港台流行歌曲等,都为那个时代做了最好的注脚,同时也勾起了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样生活的一代人的回忆与思考,特别是歌曲《心雨》在影片中反复响起,一方面渲染时代特征和人物情绪,另一方面对剧情具有推动作用。该片与其他大多数第六代导演的影片一样,在国外获奖却在国内无法公映,成为一部“地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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