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开京师驰赴广东。
www.chinalww.com他没有走运河水道，运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够的耐性。林则徐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随行的只有马弁一名，兵丁六名，厨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轿一顶，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坐轿、大车等工钱均由自己开销。作为钦差大臣，这样的轻装简从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场，是以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另类姿态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他是奉命去广东查禁鸦片的。这一查，就查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来了。
清朝的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种矛盾和苦闷已渐趋饱和，各方面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点大事情来的。
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例如试行海运、整饬盐政、裁撤梨园、宽弛文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隔靴搔痒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赶紧打住。热闹了一阵子的海运早已偃旗息鼓，京师的漕供仍旧依赖运河，不为别的，只为保险。道光是个苛俭抠门的“老农”，四平八稳地守着一摊子家业。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农式的，忧虑中带着几分苟且。他曾在给臣子的谕旨中打过一个老农式的比方，说国家目前的景况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经大坏，只能修修补补地维持现状，断然动不得大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还比较清醒。于是房子一天天地破败下去，越破越补，越补越破，几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林则徐离京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龚自珍也离京南下，离京的原因是“因故罚俸”，这个“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
网王之永远的樱花）当时龚自珍在礼部当一个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银六十两。一个才华盖世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冠盖如云的京城厮混了整整二十年，才从从七品升为正六品，相当于一个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这实在是很寒碜的。冷署闲曹，俸入本薄，龚自珍又是朋友人，景况就更加窘迫。好友王元凤受谴戍边，又把家小托付自珍，寄居龚家。龚妻何氏为生计所迫，曾向王元凤的妻子潘氏借金钗当钱，再去籴米买盐，却久久无力赎回金钗，使自珍夫妇惭愧不已。罚俸后的景况自然就更加不堪了，房主叩门讨租，谩骂声不绝于耳。笔砚冷落，形影相吊，连心爱的藏书也难以保存，一个穷京官的潦倒之状，恐怕无过于此了。那么就回江南老家去吧，幸亏得到了一个同年好友的资助，他才得以离京南行，否则是连盘缠也无法筹措的。他的离京与其说是对官场的失望，不如说是对清王朝的失望。京师太压抑了，这里充斥着蝇营狗苟和敷衍塞责，还有权贵的呼喝和小人的谄笑。“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在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气氛中，醉生梦死便成了最大和最后的挥霍。这里根本不需要思想和才华，思想和才华如果再加上正直的品格，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它只能加重你的生命负荷，让你成为不合时宜的独行客，在无声无息的贫困中慢慢地窒息。书生之累，世代皆然，而在一个满目荒芜没有生气的时代里，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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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携家眷，只身南下，雇了两辆骡马大车，一辆坐人，一辆装载文卷书籍，缓缓出城而去。京师的高楼檐角，连同街市的喧闹声，一同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到这时，龚自珍心里才猛然涌起一股惜别之情，在他眼里，京师的山山水水都是有情义的，翠微山目送他摇鞭东去，西斜的夕阳也像是增添了几缕愁绪。原来京师不光有**与媚从，贪婪与平庸，还有我见青山与青山见我，一种苍凉悲壮的情感拍击着心扉，他又要写诗了。从道光七年开始，他几乎有十二个年头没有写诗了，这是他的第二次戒诗。为什么要戒诗呢?因为诗是性情之物，真正的诗情总是藐视法理的，而他又是生性狂傲的人，一旦诗情勃发，胸中块垒排闼而出，少不得要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的，这当然为官场的游戏规则所忌讳。戒诗是为了“收狂”，对于一个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残酷的自宫。现在既然已经弃绝官场，还戒它作甚?那么就写吧，他的诗原是写得极好的，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是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别了，京师，少年的梦，青年的抱负和中年的勃勃雄心，都留在这里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已经四十七岁，此一去，以后恐怕就要老死江南了。但惆怅尽管惆怅，忧时济世的情怀并未泯灭，即便是飘零殒落，也要化作春泥催发新的生命。（
黄山文学网）一路上，他每作一诗，便写在账簿纸上，搓成一团丢在一只竹簏中。写诗真是畅快——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话——告别了令人窒息的官场生活，他“狂言重起廿年喑”，再也用不着瞻前顾后看别人的脸色了。这一年岁当己亥，他涂抹在账簿纸上丢在竹簏中的那些诗，后来收为《己亥杂诗》。
车到通州，他又挽舟南下。在道光十九年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哪一种事物最能让你耳濡目染地体味到历史的苍老和无奈，那就是大运河；如果说有哪一种方式——或者说情节——最能让你切肤之痛地感受到国计民生的困窘，那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伴着大运河远行。现在龚自珍来了。真应该感谢京师官场中那一幕小小的“罚俸”事件，他让一个沉沦下僚的诗人走进了大运河，也走进了大运河痛苦的呻吟，从而留下了关于大运河的一组情辞并茂的诗行。清代中期的大运河有如一位不堪重负的苦役犯一般接待了龚自珍，它形容枯槁，步履蹒跚，无论自然界的四季如何转换，它褴褛的衣衫上都扑满了衰飒的秋风。行进在大运河上，诗人那宏远的抱负只能化作无言的歌哭和叹息，在他的笔下，大运河已剥落了风情意义上的审美愉悦，只剩下流不尽的苍生之泪：
不论盐铁不筹河，
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
屠牛哪不胜栽禾。
他已经辞官了，没有资格再去谈论盐铁与河工之类的大事了。（
闪婚,染上惹火甜妻）但国脉之艰，民生之苦，又让他忍不住泪洒青衫。在南下的一路上，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在淮浦，纤夫们夜以继日的“邪许”之声也曾牵动过他的情怀，让他涕泪纵横。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由于运道淤塞，水路狭浅，致使北上的漕船都得由人工一艘艘地挽牵过闸。前人在诗中曾描写过漕船过闸时那种“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的艰难。“邪许”为纤夫的吆喝声，夜阑人静时，运河上的这种“邪许”声自有一种悲怆的伤怀之美，它在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心头激起的波澜是如此强烈：
只筹一缆十夫多，
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靡太仓粟，
夜闻邪许泪滂沱。
从一艘漕船需要十个人拉纤，想到一千艘漕船北上京师将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又想到自己也曾在京师中消费过官仓的粮食，于是诗人由内疚而上升为对国事的忧患。有人认为末句的“泪滂沱”是为了凑韵，感情上不够真实，夜闻纤夫的吆喝声，可以使他内心感到惭愧，何至于泪雨滂沱呢?似乎太过分了。这样的理解实在过于头巾气，因为人的情感方式是不能用定理来规范的，有的人可能死了亲娘亲老子也照样谈笑风生，而有的人即使看到一片凋零的花瓣或一缕夕阳下的炊烟也会流泪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诗人的缘故，以龚自珍那样的气质，亢奋激昂中又蕴含着低沉哀婉，这滂沱的泪雨既是一个诗人内心情感的个性化诉求，又体现了一个富于使命感的有识之士在大厦将倾时的苦闷和痛苦，一点也不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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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船过淮浦，过了淮浦就进入里运河了。
这里是大运河最多事的段落，也是最繁忙的段落。淮安是漕粮中途盘验的总站，各帮漕船过淮的日期都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限期，不仅船主吃罪不起，而且沿途的官府也要被追究的。因此一路上胥吏催逼，如狼似虎。龚自珍乘坐的小船在漕帮的夹缝里且走且停，两岸是里下河凋敝的乡村。一个时代的衰败气象往往不是洋溢在上流社会的笙歌舞影中，那些人恰恰是最麻木的；而是渗透在平民生态的每个细部，例如灰暗的天空下荒芜的田野，破水车有气无力的呻吟，或者乡民们脸上的菜色和迷茫的眼神。五月的乡村本该是丰饶而欢悦的，但去年秋天的大水还没有完全退去，运河大堤上随时可以看到灾民搭建的临时窝棚，满目疮痍，万户萧疏，民众的疾苦有如乌云一般笼罩在龚自珍的心上，诗人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从饥民和纤夫的身影中，龚自珍又想到了去南方禁烟的林则徐。国势衰微，万方多艰，现在大清王朝面对的难题已不光是河务和漕运，还有那洪水猛兽般的鸦片。几个月前林则徐出京时，他曾写过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情辞慷慨地提出了自己对禁止鸦片贸易和杜绝白银漏巵的十项意见，对林则徐不仅托之以国家的重望，倾诉了惺惺相惜的挚友情谊，也表示了自己有风云际会、随之南下共商禁烟大计的设想。林则徐在南下的车轿中细读此文，深为感奋，在回信中认为“责难陈义之高，非谋略深远者不能言”，却又婉言谢绝了龚欲随他去广东的要求：“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有什么“难言”的呢?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险恶，像龚自珍这样的狂生，听听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带在身边顾问左右却容易给政敌以口实。而一旦自己在政潮中有所闪失，就反而对不起朋友了。他毕竟久历官场，考虑问题不会光从朋友意气出发的。龚自珍可能会有点失望，但他仍惦念着林则徐在广东的作为，他的目光每每越过纤夫苦难的脊梁，跃跃欲试地遥望南方：
故人横海拜将军，
侧立南天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篇，
蜡丸难寄惜雄文。
道光十九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就这样弥漫在一对挚友的往来书札和诗词中。
当龚自珍思念着远在广州的林则徐时，魏源已经在扬州迎候他了。
这三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风云人物——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却同时又是挚友，这真是中国的幸运。现在，他们中的两位相聚在二分明月的扬州。魏源在这里有一处名曰“挈园”的住所，“挈”者，衡量也，衡量什么呢?以魏源的学识和志向，我想如果把这个“挈”理解为经天纬地是不会太错的。在这期间，龚自珍除了出游以外，就是和魏源探讨关于广东的“夷务”。这是两个最富于生命热情和性格魅力的男人之间的晤谈，龚自珍豪情似火，言辞风发，亢奋时每每声震屋瓦，甚至手舞足蹈；魏源则深沉宏博，见识高远，纵横捭阖中时时闪烁着智慧的锋芒。两人各有怀抱而又同气相求，巨大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忧患意识。在他们看来，成败的关键乃在于朝廷内部的种种责难和牵制。这些年来，因循苟且之习，贪财好货之风，欺蒙瞒骗之术，已软化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脊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如此官场，他们既洞若观火又深恶痛绝。好在林则徐是个有胆识的血性男儿，“海到无边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从他少年时代吟出的这两句联语中，就可见志向之不凡。以他那举重若轻的才干和大刀阔斧的气魄，在广州当会有所作为的。至于“夷人”方面，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也几乎都不屑一顾，似乎那不过是一群左道旁门的乌合之众，只要朝廷振作精神，拒之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彼等“蕞尔小夷”何足惧哉!
在扬州小憩后，龚自珍又举棹南下。绿杨城外芳尘歇，红板桥头香草多，古城风韵和故人的友情，使他的满腔悲酸得到了宽慰，他觉得自己就像时下的扬州一样，尚处于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夏末秋初。在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他写下了一首至今为人传诵、令人振奋的诗篇，发出了苦闷而又充满热望的呼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好一个“哀艳杂雄奇”的龚定庵!书生意气，声情沉烈，挥手风雷，石破天惊。这是滚过令人窒息的江天的雷声，是封建社会长夜之末，近代社会即将破晓之际的第一声春雷。万马齐喑，一马嘶鸣，他是何等的孤独；我劝天公，大气磅礴，他又是何等的顾盼自雄，一位思想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自豪感——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愤怒、彷徨、期盼和痛苦——在这首有如《风雷颂》一般的诗篇中冲冠而起，化成了一座不朽的精神巨碑。
龚自珍不愧是中国古典诗史的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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