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战争史上，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实在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因为这场缺少对手感的战争几乎无法从战略战术的任何角度加以评判。（
官场之财色诱人）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说了，说起来让人伤心。人们总是想不通，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四万万人口的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几艘远道而来的三桅战舰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历来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道德化，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场悲剧纳入奸臣误国的公式，用战和之争、忠奸之辨来演绎成败是非，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王朝的失败只是由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使忠勇而果决的林则徐难有作为。奸佞弄权，壮士扼腕，这只是一个古老寓言的重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道光皇帝在性格上不那么懦弱，让林则徐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能打赢吗?
不可能!
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战争，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将帅的谋略、士卒的英勇，还是民众的鲜血、关塞的雄峻，都不足以填补这段时间的“代沟”。
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在决定对中国用兵的内阁会议上，英国海军大臣趾高气扬地说：
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
俗人回档凤皇）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不信玉门成畏途，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
福泽有余）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
邪帝独爱:女人,你逃不掉了）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
夺鼎1617）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
斩天成圣）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在看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能意识到需要知识和思想，而后才能言及战略和策略，这是那一代思想家了不起的觉醒。
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之秘室，例如历代的《宫苑图》、《京畿胜迹图》、《江山万里图》等等，却唯独没有一张可以把东西方各国一览无遗的世界地图。
说到志，那就更加令人尴尬了。中国古代的志书真可谓浩如烟海，国家大事就不必说了，连道听途说的神怪符瑞之类都一一记录在案。自西汉以始，宫廷中还有一帮人专门负责编撰《起居注》，整天像特务似的盯着皇帝的日常起居，连哪天夜里“幸”了哪个妃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都列有《礼乐志》、《食货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等等，在那些汗牛充栋的记载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于外部世界的介绍，例如在明代的志书中，英吉利被列为“朝贡国”，要知道，对于那些“蕞尔小夷”来说，准许他们向中国进贡已经是一种“恩典”和“表彰”，只有进化了的“蛮夷”才能有这样的荣幸。在几乎所有的志书中，我们就是用这样近乎无知的目光打量外部世界的。
哦，海——国——图——志!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才发现，中国迫切需要一本了解世界的——《海国图志》。
镇江的约会聚散匆匆，林则徐的行期转眼就到了，挥别之际是最令人伤怀的，孤帆远影，青衫飘零，天各一方的离愁有如古运河上的晨雾一般缠绵。这几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以后再也没有相期之日了——三个月之后，才华横溢的龚自珍客死于丹阳。“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他留下的压卷之作是两首怀念故人的《咏史》诗。
时局越来越吃紧了，大英帝国的舰队步步进逼，而当时中华民族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扬州挈园里的一支书生之笔，《海国图志》的编撰与战争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陷吴淞口，陈化成力战殉国；六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江南漕粮的进京运道；七月，英舰陈兵下关，中外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九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初稿；十二月，完成修订及序言，不久即刊刻问世。
而差不多就在同时，在深宫里闭目塞听的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提出了一系列很幼稚的问题，让大臣上奏：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今译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常识性的极为肤浅的问题，竟然出自堂堂天朝大国的皇帝笔下。从道光那迷茫的目光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整个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达到了何种地步。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本《海国图志》，并且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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