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问题，英军为什么不直接从大沽口进攻北京，而要沿长江溯流而上呢?早在两年前，他们的舰队就曾北上大沽口，亦深知大沽炮台形同虚设。（
校花之贴身高手）在晚清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一共有三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京。在后两次入侵中，列强都是从大沽口入津门，然后直捣京师，从军事上讲，这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那么，在道光二十二年夏天，英国人为什么要迂回到南方，选择长江下游向清王朝发难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是冲着大运河来的。
战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用自己最小的痛苦换取对手最大的痛苦，对于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切断运河漕运更让他们痛苦的呢?果然，扼守在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就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地瘫软了。在侵略者的战争指南里，大运河成了这个古老王朝肌体上的一条优美的软肋。而自咸丰中期开始，因河漕逐渐停止，大运河亦失去了作为清王朝生命线的价值，到了那个时候，侵略者便只能陈兵大沽口虎视京师了。
最美丽的往往是最脆弱的。大运河太重要了，它也因重要而饱经蹂躏。从隋炀帝开通运河那一天起，历代的封建帝王也就把自己像人质一般交给了大运河。一千二百多年来，有多少次战争是围绕着对运河的争夺而展开的，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唐代安史之乱中的那次睢阳之战——不仅因其惨烈，更因其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命题。（
遵命女鬼大人）睢阳当汴渠冲要，又是江淮门户，对睢阳的争夺实际上是叛军与唐王朝对运河和战略后方的争夺。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以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守将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死守。战事历时十个月，孤城碧血，惨绝人寰。到了最后，城中所有能下咽的东西——包括茶、纸、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守军的战马也吃光了，连麻雀、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兵们分食。许远亦杀掉他的仆人。此风一开，守军从此以人为食，先是将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出来杀死吃掉，接着又杀死老弱病残的男子充饥。前后“所食人口二三万人”。睢阳最后还是没有守住，张巡、许远皆壮烈殉国，但他们为唐军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朝廷感念其功，除追封了一大堆金碧辉煌的头衔外，还下令将二人书图于太极宫凌烟阁，在唐代，这是对功臣至高无上的表彰。《新唐书·忠义传》中亦对睢阳之战大书特书，赞张、许二位为“烈丈夫”。
面对着这两位气薄云天的“烈丈夫”，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张巡、许远的生命精神无疑有着相当的震撼力，但他们那种生命精神的实现，却是以蔑视生命作为代价的。这是真正的人吃人，三万多个无辜的大活人被另一群以正义自诩的大活人宰杀分食了，而且这种“吃”并不是手起刀落地一次完成的，而是零打碎敲细水长流，有如分批分期地宰杀大棚里的牲口一般，眼看要断炊了，就拉几个出来“做”掉。（
大神求笼罩）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场面中的吃人者和被吃者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一群以食人为支撑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中张扬着报效国家的忠勇——我实在不愿用“忠勇”这个词，怕玷污了它应有的圣洁——这就是睢阳之战。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妇女和老弱病残如果不被守军吃掉，城破后也要被叛军杀掉的。这话从逻辑上讲并不错，但我们怎么能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落高贵的生命呢?就正如说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死的，那么又何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过程，生命过程的每一步都是神圣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应该是一切美好的情感——包括正义和崇高——的底线。也曾有人为张巡、许远辩护，说吃人这种事，“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则无可非议。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为了“伟大的事业”，死几个人算什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你们所说的“伟大的事业”最终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反而要以吃人为代价，那它又有什么“伟大”可言呢?“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口而实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名言。君不见，那些独夫民贼们不就是借口某个“主义”，某个“原则”，或者“国家利益”，把人民当作垫背，来实现一己私欲的吗?
睢阳之战只是争夺大运河的诸多战事中的一幕，类似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独特的篇章。（
教育123文学网）我想，迟早会有人把那些战事编成一本大书，题目就叫《美丽的脆弱》。大运河的历史无数次验证了这种美丽的脆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大运河的鲜活与亮丽，苦难与无奈、血雨腥风与忍辱负重。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就目睹了这种脆弱，夷人只要用几条兵舰在运河上游稍微晓以颜色，京师里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已经步入老年的道光经此变故，精神上已完全垮塌了，像许多老人一样，他变得越发胆小怯懦，终日里只图耳边清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在临死之前，他曾力图有所振作，又一次下诏试行海运。一条衰老的运河是不足恃的，在万方多难的时局下，不能把一个庞大的王朝总是拴在运河上。
但这次试行也仅仅是试行而已，道光的生命精神已不可能再承载一次对祖宗成法的变革，最后自然又是例行故事，不了了之。
道光死于1850年，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其遗嘱词气谦逊，也透着浓重的悲凉情绪。清朝祖宗有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神功碑，因此，他的墓陵是清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个。（
武道至尊）斜阳惨淡，墓陵萧萧，一个自感愧对祖宗的庸懦之君瑟缩在龙泉峪的一隅，孤独地注视着清王朝走向最后的谢幕。
道光帝旻宁去了，咸丰帝奕詝来了，他接过了老爸手中的那一副烂摊子。作为一个既雄心勃勃却又才识平平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只得倚重自己的恩师杜受田。杜受田是一个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虽然他在帮助奕詝谋登帝位的宫廷角逐中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最大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当今世界的了解。鸦片战争时，这位老先生曾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以及近代军事技战术的无知。他那些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方略，也基本上是与“木簰火攻”相类似的食古不化的一套东西。但咸丰没有办法，他只能倚重杜受田。这里且说一桩小事，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这道谕旨很有深意。“倚庐”是居父母大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奕詝为何不选择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呢?他显然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向杜受田讨教的方便。因为杜的身份是“入值上书房”，每天均可到上书房值班，但不能去宫中别的地方。（
葬剑藏弓）奕詝若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须由御前大臣带领，不仅手续烦杂，而且十分招摇。以上书房为倚庐，师生见面就顺理成章很平常了。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需要的不是被传统浸泡得烂熟的齐鲁大地和孔孟之乡的山东人，而是思想更开化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在每次社会变革的大潮涌动时，总会有一些带有地域特征的风云人物走上前台，晚清和民国历史上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他们的湖广方言。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湖广方言成了这一时期最富于号召力的声音。有时候，某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走进了这个房间而不是那个房间，在冥冥之中决定他命运的仅仅是他那带着乡土味的方言，他一生的蹦达其实都没有超过故乡村头那棵最高的老树。例如像袁世凯那样的一代枭雄，你不能说他没有才干，也不能说他没有干过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事。但他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穿上那件丑陋的龙袍呢?他那个大总统其实已拥有了和皇帝差不多的绝对权力，他通过操纵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不仅将总统终身化了，而且实际上也世袭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让残存的一点“共和”、“民主”的形式存在下去，当一个西装革履的“皇帝”岂不很好?可他不干，偏偏为了一个皇帝的名分弄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昏招似乎与他的智商相去甚远。现在看来，根子就在于他的方言，他是河南人，那个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州，帝王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如同那一口红薯腔一样，几乎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咸丰初年的政事仍然在一条暮气沉沉的旧航道上运行，虽也时有雷霆之声、风云之色，但落到地上总是毛毛雨。本来，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已失去了活力的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而咸丰和杜受田现在又以此去配制救世药方，这样能有什么效果呢?按照祖制，杜受田让咸丰接连三次下诏求言求贤。一般来说，求言求贤固然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什么事情到了大事张扬地提倡的地步，往往说明这件事本身已不大妙了，就正如提倡廉政，恰恰说明了**成风，提倡民主，恰恰说明了**横行，提倡安定，恰恰说明了盗贼蜂起一样。中国的封建帝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若公开求言求贤，则标志着统治已有些问题了；若到了公开下“罪己诏”的时候，那么也就差不多要亡国了。这期间，杜受田自己也推荐了两位老人：一个是林则徐，六十六岁；一个是周天爵，差不多八十岁。林则徐是众望所归，就不去说他了。周天爵是前漕运总督，作风苛猛果敢，在任期间很做了几件厘清恶弊的大事。重新起用周天爵似乎是一个信号，使人们预感到朝廷又要大刀阔斧地整治漕运了。
但还没等到朝廷动手，运河就出事了。咸丰二年夏季，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漕运亦为之阻断。大运河总会以它那美丽的脆弱，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对它的注意，新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它就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上了一道奏本。
咸丰几经踌躇，只得在奏本上下了一道朱批，派恩师杜受田亲自去处理。
也实在难为杜受田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王朝，这么一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都压在他书生的双肩上，而他偏偏又是个不肯拆烂污的人。他太累了。
盛夏溽暑加上心力交瘁，这一年八月，杜受田死于河工。
噩耗传到京师，咸丰声泪俱下，用朱笔写下了一段在谕旨中极为少见的富于人情味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傥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杜受田死于河工，这样的结局极富于象征意义。杜受田老了，他为之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治国思想老了，大运河也老了，这些走到了历史尽头的事物，最后悲剧性地聚汇在一起。衰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既然如此，那么死亡就是他们必然的归宿，他们聚会在一起，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一次悲壮的告别。
杜受田的灵柩，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师，沿途的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所有的漕船都为当今皇上的恩师让道。自山东向北，这也是杜受田当年进京赶考的路线，大运河见证了一个书生在古老航道上的奋斗和追求，最后又通过这条古老的航道把他送回京师去接受祭奠。从淮安到北京，千里运河线上灵幡似雪，哀声入云，这样盛大的丧仪，大运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咸丰二年的秋天，大运河已感到了几分带着寒意的孤独，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即便是死亡，也要和它的诞生一样伴和着纷飞的血雨，弄出惊天动地的大声音来的。
那惊天动地的大声音说来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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