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阿里！这不是你的刀子吗！”
“哎呀，我亲爱的！你不是民警，简直就是金子！”阿里从柜台后面跳出来，拥抱起库卡拉恰来了。趣*
“你别谢我，你谢他吧，你的刀子是他找到的！”库卡拉恰把我推到了前面。
“我可爱的孩子！你说，是谁偷了我的刀子，我把他的耳朵割掉！”
“我不知道，是库卡拉恰从小偷那里弄回来的！”我支吾了过去。
“哼，我要把他的魂儿打飞，混帐，狗崽子！”阿里没想到，他骂的正是他方才还叫他‘可爱的孩子’的那个人！“给你，亲爱的，”他接着说道，“这是送你的，不要钱！”他说着递给我两个不太大的西瓜。
我不要。
“拿着吧，你真怪！”库卡拉恰鼓励我。
我把西瓜接了过来。
“该说什么呀？”库卡拉恰用教导的口气提醒我。
“谢谢，阿里叔叔。不过，干吗要给我两个西瓜呀！给一个香瓜吧！”
库卡拉恰哈哈大笑。
阿里低着眉头瞅了我一眼。
“唔一唔，孩子，你也是个机灵鬼！”说着把一个西瓜换了个香瓜。
“库卡拉恰，我怎么跟妈妈说呢？这些都是哪儿来的？你把瓜拿去吧！”
库卡拉恰接过我手里的西瓜和香瓜，同我一起往家里走去。
妈妈大吃一惊：
“库卡拉恰，你要是说这是我儿子偷的，我马上自杀！”
“您想到哪儿去啦，安娜·伊万诺夫娜，这是阿里送我的，我把它给您送了来。”库卡拉恰安慰她说。
“我有什么值得您关心的呀？”
库卡拉恰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一摊，笑了笑。
“你别见怪，库卡拉恰……你坦白说：你只到我们家来，还是各家都去呢？”
库卡拉恰愣了愣神，他显然没料到会问他这个。
“不，安娜·伊万诺夫娜……我不只是来你们家……我是区段民警，各家都去……不过，老实说，在您这儿我感到有些不同……总象在应考似的，心里发慌……在别家除了称呼我‘尊敬的’不称呼别的： ‘请进，尊敬的格奥尔基！’，‘请坐，尊敬的格奥尔基！’， ‘要没有您，我们就完了，尊敬的格奥尔基……’可是您，您总跟我争论，甚至吵嘴，您管我叫库卡拉恰……”
“可这是你自己让这样叫的呀，”妈妈发窘了。
“问题就在这里……我也让别人这样叫了……噢不，我瞎说！我谁也没让他们这样叫……总之，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恍惚觉得什么时候在您家里住过……就象您的塔马兹一样……后来，我犯了过错就被从这儿赶了出去……可现在我赎了自己的罪又回来啦……”库卡拉恰住了口。
妈妈拿起一支烟抽了起来，她非常激动，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当符库卡拉恰的面抽烟。
“库卡拉恰，你在民警局的职务是什么？”妈妈问。其实她对民警督察员的职务了解得并不比中尉本人差。她所以要川，只不过是为了打破长时间的沉默。
“职务吗？首先是缉拿强盗和小偷……”
“我可没听说你捉了什么强盗，”妈妈笑了起来。
“有我在这儿，瓦克区的刑事犯，不管哪一个，连动都不敢动！”库卡拉恰开着玩笑说。
“就算是这样吧，还有呢? ”妈妈继续追问。
“还有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库卡拉恰颇有些得意地回答说， “在精神方面指导他们。”
“是吗？那么你对精神教育，精神生活，总之，对于精神都有些什么了解呢? ”
库卡拉恰没有急于回答。
“当然啦，安娜·伊万诺夫娜，精神就是精神，而精神生活就是电影、戏剧、绘画、音乐等等……还有对这一切的爱，以及一般说来的爱！”
“你以为强盗不看电影，骗子、盗用公款和投机倒把的人都没有妻子儿女，而且谁都不爱吗？”
尉沉思起来。
_是啊，是挺奇怪的……那么您呢，安娜·伊万诺夫娜？您对精神有些什么见解呢?”
现在妈妈沉思起来了：
“亲爱的，这不是那么容易弄得清的……依我看，精神就是人的思想和理想，就象装在瓶子里的杜松子酒一样。从产生那天起它们就渴望得到自由。有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解放出来，可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冲破羁绊获得解放的。解放了的人类思想可以创造奇迹。我认为，凡是天才都是从瓶子里冲出来的杜松子酒。当然天才也有高低之分，但是这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在获得自由后所感到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妈妈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轻轻地讲着，讲到最后才望了望库卡拉恰。 “库卡拉恰，幸好民警局里的这些事是委派你来做的……”
“安娜·伊万诺夫娜，您刚才说的这些都在哪儿写着呀？”库卡拉恰惊异地问道。
“不知道……不记得……大概哪儿也没写着……我只不过这样认为而已。”
“而爱呢？爱是否也属于精神？”库卡拉恰颇感兴趣地问。
“大概也是的……至少，在人类所有天赋的宝藏中最最宝贵的就是爱的禀赋，我为那些没有爱便离开人世的人惋惜……”
“我很爱孩子。”
“那就是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您呢？”
“我是母亲？所以爱就是我的第一天性。”
“是的，孩子是件麻烦事儿……您说，您为照看塔马兹忙得不可开交……可对我来说，孩子绝不只他一个，我都得管，生怕他们打架，遇上不幸，或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库卡拉恰很快瞥了我一眼。 “也许，他们挺恨我。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爱他们，我尽力帮助他们，如此而已！而我本来是可以当个挺不坏的农民或是铁匠的！”库卡拉恰伸出两只结实有力的拳头给我们看。
“当然啦，”妈妈表示同意。 “教育孩子是不容易的，不要说是别人的，即便是自己的也很难……”
“是啊……比方说吧，格鲁吉亚的刑法规定了行窃要判三年到五年……”
“真够严的！”
“严，但是很必要！”
“你说说看，你们是怎样逮小偷的？”
“很平常。他一偷，我们就抓，没有偷，就不管他……也有这种情况：明知这个人是贼，可没权碰他。需要有物证和人证！不是有这么一句谚语么： ‘没抓住的就不是贼！’”
“我还以为，你们的工作挺复杂哪。”
库卡拉恰仿佛被浇了一桶冷水。
“可，您不知道……”他委屈地说。
“好吧……那么在小偷行窃以前呢？你们有什么措施吗? ”
“当然有啦。我们的工作有它的特点。有这么一个术语叫‘预防犯罪’……”
“我问的不是这个，”妈妈打断了库卡拉恰的话。 “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找小偷谈话吗？”
“谈什么话?”库卡拉恰感到由衷的诧异。
妈妈站起求，走到书橱跟前，从架子上取下一本黑皮书，打开书对库卡拉恰说：
“喂，你听听吧！我尽量把它读得好懂一些：‘如果你的右眼诱惑你，就把它挖出来扔掉吧，因为对你来说，毁掉一个器官比整个*沉沦千地狱要强。如果你的右手诱惑你，就把它砍下来扔掉吧，因为对你来说，毁掉一个肢体比整个*沉沦于地狱要强。’懂吗？”
“这说得对啊！”库卡拉恰惊呼道。 “这才真叫严厉呢！把自己的眼睛挖掉！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咱们的法律比起这种法律简直是天堂！”
“这不是法律，库卡拉恰，这是戒律。要是把这种戒律当成法律，格鲁吉亚的一半居民都要成为一条胳膊和独眼龙了，”妈妈说。
“什么叫戒律呀？”
“戒律就是道德规范和准则，法律就是根据它制定的。我要问的正是：在把人们抓起来以前，你们让他们了解这些戒律吗？”
“对和我们打过交道的那些人来说，什么戒律都没有用……不过总的说来，在家里和学校倒是应该让孩子们学学这些戒律……这是本什么书呀，安娜·伊万诺夫娜？”
“马太福音第四章。”
“您读给塔马兹听吗？”
“给塔马兹读？”妈妈愣了一下。 “你看，我还没有想过这个……依我看，为时尚早。”
“读这种书，什么时候都不算早，”库卡拉恰若有所思地说。
“也许，你说得对……”
“安娜·伊万诺夫娜，把这本书借给我吧，两天后还您，”库卡拉恰请求道。
妈妈什么也没说，把圣经放在他面前。
“我当然很难全读懂，不过我可以向您请教。您的古格鲁吉亚语一定很好吧?”
“……法语、英语、德语都可以，”妈妈夸口说。
“这么多语言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库卡拉恰惊诧不已。
“咳，亲爱的，我们大家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语言，我们之所以彼此不了解，就因为我们不会爱人，”妈妈慨叹道。
“您这儿有什么治头痛的药吗？”库卡拉恰突然问道。
妈妈拿来两片药和半杯水。
“给你，要是疼得不厉害，服一片；要是厉害，就服两片。”
库卡拉恰把两片都吞了下去，道了声谢，向门口走去。
“安娜·伊万诺夫娜，我可以把这讲给我们民警局的人听吗？”
“讲什么，库卡拉恰? ”
“就是关于精神，关于装在瓶子里的杜松子洒，以及戒律等等……”
“讲吧，亲爱的，圣经又不是我写的，我讲的那些关于精神的话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
“谢谢，安娜·伊万诺夫娜！再见！”
说完，库卡拉恰走出了房间。
两天以后库卡拉恰把圣经还了回来，道声谢就走了。
从那个时候起库卡拉恰就没有再来过我家。在街上碰见时，他总是亲热地摸摸我的脸，还让我转达对妈妈的问候。
库卡拉恰担负起了另一件工作，这比和我们打交道要严肃和复杂得多。
下面要讲的全都是真事，都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事件当时震动了我们那个街区的所有住户。
库卡拉恰曾三次要茵加到民警局来，她都没来。而中尉亲自找上门去，她又不在。
“你这样随随便便地叫她去民警局，她是不会去的。她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看院子的沙克罗对库卡拉恰说。
库卡拉恰把传票塞到门锁孔里便走了。
在街上他碰见一位长着一头栗色鬈发的漂亮姑娘。她的样子是那样无忧无虑，就仿佛全世界都属于她一个人似的。
库卡拉恰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可是姑娘看都没看他一眼便走了过去。于是他便回过身朝着她的背影望着。她觉出这个男人在盯着她，便站住脚做了一个鬼脸，库卡拉恰不由得哈哈笑了。
“您笑什么?”姑娘皱起眉头问。
“您是茵加吗？”
“就算是吧，怎么啦? ”
“‘算是’可不行，要确实说：您是茵加吗？”库卡拉恰问。
“是的，我是茵加，您是谁?”
“我就是那个请您到民警局，请了三次的库卡拉恰。”
“啊——……那么您需要什么呢。”．
“这个您到民警局就知道了，我可爱的茵加！”库卡拉恰走到姑娘跟前说。
“您以为，您轻易就能把我带到民警局去吗？”茵加把眉毛一扬。
“我要是这样认为，就不会在这条道上跑来跑去了！”库卡拉恰坦白地说道。 “不过，我终究会把您带到民警局去的。”
“除非使用武力，”茵加笑了起来。
“哼，好象有多难似的！我过去把两辆芬兰人的坦克都拖到了咱们的司令部呢！”库卡拉恰带着笑，但是很严肃地说。
“是吗？”
“是的！”
“怎么拖的? ”
“明天九点钟到民警局找我，在那儿你就全知道了。我叫格奥尔基·图舒拉什维利。”
“是吗? ”
“是的！”
“库卡拉恰更好听一些！”
“那您就叫我库卡拉恰好了。”
“要不，到我那儿去好吗？我们在那儿谈谈……”姑娘的语气里包含着好奇，甚至敬畏之意。
“不啦，您今天刚下班，挺累的……我改天拜访您，明天我等您。”
“好吧。”
“您发现门上有一张传票。别生气。我没想到会在街上遇见您。您不用看就把它撕掉好了。”
“好吧。”
“再见。”
“再见。”
库卡拉恰和茵加慢慢地各自走了。
九点钟茵加没来，九点半还没到。为了消磨时光，库卡拉恰从户籍科挡案里找出茵加的自传，读了又读，已经读第十遍了。
“我，茵加·阿米兰诺夫娜·拉里阿什维利，一九二o年四月十九日生于梯比里斯市。父亲阿米兰·达维德维奇·拉里阿什维利一九二六年死于心脏病。母亲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赫马拉泽一拉里阿什维利一九二七年死于肺结核。我是在泽莫一阿夫查利保育院长大的，七年制中学毕业。一九三四年考入两年制的药剂师专科学校。现在在第一百二十八药房当药剂出纳员。非党群众。未婚。现住梯比里斯市科布列茨基上坡道第一百三十七栋。
茵·拉里阿什维利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她没有来。库卡拉恰又难过，又气恼，没想到，姑娘竟会骗他。
他把文件夹合上，放进抽屉，站起来戴上帽子，正在这个时候……茵加走了进来。库卡拉恰轻松地舒了口气。
“您好，茵加！”
“您好'库卡拉恰！”她应了一声，没等请便坐了下来。
“老实说，我已经不指望你会来了。”
茵加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整九点来的。”
“那你干吗不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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