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等后续部队上来,手脚麻利的司务长们弄来了酒,全军就开始庆贺胜利了。 整个驻地飘荡着杂乱不齐的歌声。尽管将军绝对禁止放枪,但有的地方会突然连发几响,于是,寂静的夜空便被曳光弹划出几道白线。没有喝酒,因而特别严厉的巡逻兵,迅速赶到枪响的地方,违令者马上被缴了枪,押送到庄园废墟下面僻静的地窖里去。不过,对这些谁也不在乎。
少尉自告奋勇去巡逻。反正他在这个军团里没有熟人。在狂欢的人们中间漫无目标地晃来晃去,比执行巡逻队长的严肃职责更叫人难受。因此,少尉对于职守很卖劲,很严格,而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庆祝。只有值班营、卫生营和收葬队例外。收葬队是最后一次完成自己并不愉快的工作了。那队长,一个微瘸的中年准尉,责备似的看看欢呼的坦克兵,叹息着:
“祈祷会!……”
侦察兵们同克雷玛索夫那个旅一起欢宴,倒不仅仅因为早就同旅里的战士,同他们彬彬有礼的旅长熟识,还因为这最后一仗他们是一起打的,他们不仅有共同的欢乐,也有共同的悲痛。这里听不到别处那种喧闹和欢笑,酒宴是有节制的,碰杯不多,唱的歌是忧伤的。坦克兵和侦察兵怎么也不能忘却已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被烧死、打死、伤残的那些自己人:尤里,瓦洛佳、瓦西卡和伊格尔等等。他们觉得这是特别冤枉,特别不公平的事。
有几个军官铺开两张坦克上用的大帆布,席地而坐。中间摆着一瓶瓶的各色烧酒、一小桶当地酒、美国罐头,再加上缴获来的饼干。军官大都还很年轻,因为这个兵种就是年轻的;他们有的躺着,有的脱下靴子坐在边沿上。没有人说笑话,没有往常的戏谑,虽说酒是喝了不少,这不是普通的日子呀,是在庆祝胜利嘛。
“格里沙给烧死了,真冤,”坐在沉思的克雷玛索夫旁边的矮壮的大尉低声说。 “我对他喊左边树林里有声响,可能是火箭筒手,可他要么是没听懂,要么是……”
“怎么着,还有烧得不冤的?”一个年轻的灰发中尉问了一句,接着自己又做了回答: “烧死总是冤的,总有点莫名其妙,我对你们说吧。”
“格里沙知道战争结束了,已经有了和平,”大尉没听别人,继续讲自己的。 “他已经知道了,这才真窝囊呢!……他当时要稍稍靠右边点……”
“稍靠右点,稍靠左点,都一个样,”克雷玛索夫说着给自己倒了杯酒。 “好吧,别打中格里沙,可那就会打着你或者是我,反正一定要打着的:222。”
“什么‘222’?”中尉问道,“是一种火炮的型号?”
“这是‘预估伤亡百分比’。在你还和机械员下棋的时候,早就算出来‘222’了。”
“百分比……”大尉叹息说。 “来,克雷玛索夫,为他们干一怀,让那个百分比见鬼去吧!”
他们一饮而尽,中尉快活地说:
“我知道今天打不着我。您相信吗,少校同志?我真的知道!”
“我相信,”克雷玛索夫说, “人在三十岁以前总是什么都相信的。所以当侦察兵只能选年轻的。打三十起,人不只是相信了,他凡事要思考了,自发地要了解辩证法……尤拉,你去说一声,让他们把灯打开,什么也看不见。”
中尉忙把杯子放下,象方才坐着那样光着脚,朝坦克跑去。霎时亮起两道光柱,在帆布上交叉到一起。
“你们搞得挺有气魄呀,”光柱那边有人轻声地说。“嗳,攻击的战果如何?”
小个子的大尉侦察员走进了光圈,他的右手用吊带托着。
“请坐,大尉,”克雷玛索夫很有礼貌地说。 “同志们,给侦察员让个坐。”
坦克手们挪动了一下,大尉和随来的淡黄发的费道尔·贡塔尔在帆布上坐下。克雷玛索夫为他们斟上酒。
“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才放您出来吗?”
“我跑了,”大尉笑了笑。 “谢谢你,是费道尔帮了忙。来,坦克手们,为胜利干一杯。为我们还活着干一杯。”
所有的人默默地、庄严地喝了这杯酒。大尉搁下杯子,伸手到平时总是穿着的那件棉衣怀里掏出一本揉皱了的杂志。
“我们侦察兵在德国鬼子汽车里捡到的。”他把杂志递给了克雷玛索夫。 “大慨是你们这行的吧。”
“《考古学问题》?”克雷玛索夫惊讶了。
他奇怪地微笑着,瞅着杂志,用手展平皱巴巴的封面,珍爱地逐字细读起来。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眼神变得和善而伤感。
“我的侦察兵在哪儿呢?”小个子大尉的声音不高,怕妨碍了克雷玛索夫。
“在那边,坦克后面,”中尉解释说。 “我们请他们来这儿,可他们看来是不好意思……”
“你们这儿没有姑娘,所以才不好意思来,”费道尔放纵不羁地说,他正用一把芬兰刀抠罐头里的香肠。 “你们坦克兵怎么搞的?怎么没想到女性呀?是不是打算出家修行了?”
“女性都到二旅去了,”大尉坦克手说。 “那里的奥古尔妥夫上尉伴着吉他唱歌唱得很好,还有会拉手风琴的。我们这儿现在寂寞了。要说音乐,我们这儿只剩了一只巴扬琴,巴扬琴手却和他同车的战友到另一个世界周游去了。”
“嗬!任卡原来都成副博士了!”克雷玛索夫翻着杂志惊奇地大声喊起来, “历史学副博士叶甫根尼·法捷耶夫。我们是同年级呢,可现在,好家伙,已经是副博士了。”
“没关系,克雷玛素夫,该着是您的,就跑不了,”小个子大尉说。 “您一回到地方,一亮您的勋章,那别说是副博士,院士也马上可以当的。”
“一亮勋章……”克雷玛索夫叹了口气。 “我们的勋章在考古学上得过那么五百来年才会有价值,早了不行。”他又把杂志翻了几页。 “可这旁批却是德文的!看来,也是一个搞考古的保存了它。”
费道尔吃完了罐头,收起刀子,悄悄地从帆布上站起来。
“上哪儿去,费道尔?”大尉问了一句,没有回头看。
“不上哪儿去,”费道尔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哈欠。 “看看同志们去。您呆在这儿吗?”
“暂时在这儿。”
“我就来。”费道尔说完就消失在暗处。
他绕过所有的坦克,从侦察兵和坦克兵旁边走过去。这些人同样是坐在帆布上,围着按人分配的小吃和过节的饮料。接着,费道尔立即朝喧闹的喊叫和手风琴的乐声走去:那儿听得到有女人的声音。
军里女的不多:卫生员、通讯员、翻译。人们对她们都是叫名字。只有直接上司才照章办事,对她们用郑重而平淡的称呼: “中尉同志”或者最多是“某某同志”。对于所有其他的人来说,她们只是柳达,阿尼亚、舒拉奇卡。人们对她们是一种友好的随便的态度,其中混杂着男子汉的尊严,多少还有一点轻佻的追逐。大家很早就知道是谁有幸能得到比友好的亲吻更多的东西。但因为都指望能获得捉摸不定的战士的幸福,人们总还是向女人献殷勤。只有一个人——军部电台的上等兵拉耶奇卡,连军团里本领最大的饶舌女人对她也竟毫无所知:要么是她真的没有过转瞬即逝的前线上的风流逸事,要么就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狡黠。
蛮横、敏捷、胆大包天的军士费道尔要找的正是她。费道尔到篝火旁找过了,到坦克车灯苍白的光圈里找过了,探义望了汽车里面,走遍了幸存下来的建筑物,还到了战壕那里,甚至不辞辛苦登上了水塔,可哪里也没有拉耶奇卡。
“你找谁呀,侦察兵?”坦克手们喊着问他。 “到我们这儿来,招待你喝点……”
费道尔没有回答。他找的时间越长,原来模模糊糊的愿望就变得越是强烈,想看到这个黑发姑娘报务员——或如军里人们常说的这个“碰不得”, “见人躲”, “小修女”。他对她比别人略有所知,有一次,他仗着是个有经验、常得手的侦察员,轻易不会受处罚,就摸到她那里去,但遇到的是如此狂怒、如此强烈、无声而有力的回击,迫使费道尔放弃了这个怯生的姑娘,脸上带走了积极防御的痕迹。今天大尉提到的正是这件事。早在那时费道尔便认定应该雪掉这个耻辱,保住全军头一名多情人的荣誉。
“她是在同谁胡闹呢,”他发狠地想。 “不可能设想地会顶得住,战争嘛!这是不可能的……”
这回他到别的地方去找了:茂密的灌木丛、黑暗的角落。他象在搜索时一样,不出一点声音地跑过林边,脚下连一条树枝的擦响声都听不见。
“不要这样,”黑暗中一个清晰的女人声音。 “嗳,我求求你,求求你,柯斯佳……”
“好容易有机会……”一个男人嘶哑地说。 “你不要发傻……”
费道尔朝人声迈出一大步又停下了:达俩人就在近旁。他听到男人的喘气声,女人短促而幸福的吃吃笑声。定睛细看,他辨出了人的轮廓,就拿出电筒,突然把一条狭窄明亮的光束照到他们身上。
一个穿着军装的姑娘坐在一张军官斗篷上,背靠着树干。短裙从蜷到胸前的双膝上滑下来。在手电光里,丰满的双腿显得格外白净。姑娘惊慌地眨眨眼,用手把脸遮上了。蓄着挺神气的短髭的中尉叫了起来:
“关上!开手电干什么?……”
这是追击炮兵的那个指挥员,由于庆祝胜利才获得宽恕放出来。费道尔认出了他和那个姑娘,一下子就把手电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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