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邵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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