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的清晨四点多，“长征号”轮船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码头。
目送晓晗被她弟弟接走后，我叫了辆三轮车回家。
公平路码头离我家不远，从周家嘴路经海宁路、吴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兴路44号的家，一切都那么熟悉。
说起嘉兴路44号，是有点来历的。
它是个日本风格的组合大院，位于四周石库门住房的中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侨民建的一个当铺。
推开大门就是个院子，然后是一个走廊，走廊的两旁有三户人家，第一户人家里，至今还有一排齐胸高的柜台，估计是当年递送当物的。
穿过走廊，是一个带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楼梯可上二楼。
天井的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的梁上雕着各种花卉。礼堂的左面有一个小夹堂，夹弄尽头还有一个三角型的院子，那里有一个仓库，并有一个小门直通52号大院。
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国民党警察的巡捕房，并把隔壁52号大院扩进来作为巡捕房的车库。
我家的窗口正对52号大院，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和院墙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后，解放军军管了公安局，44号就成了公安局军管会人员的家属院；52号则还住着几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主要是当年在巡捕房开车的司机。
嘉兴路44号，可以说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从二楼爬上房顶放风筝，夏天在天井的井水里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号大院的红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里翻跟头俯卧撑练身体……
自从文革后，童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这个天井里，我的父母被批斗带走；住在52号大院里的居委主任，每天隔着窗户对我们狠三狠四；而院子里有一个人当上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天天戴着红袖章面无表情地昂头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走过。
这次我回上海，发觉44号院内物是人非，楼房还是那个样，氛围却大大不一样了。父母恢复了领导岗位，居委主任那张脸又变得笑容可掬，而那个造反派头头，每天下班低头匆匆穿过走廊后，便呆在屋里再也不露面了。
母亲对我谈恋爱的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闲谈时讲起她单位里一位同事的伤心事：
母亲这位同事姓张，女儿小红和我同龄。
文革初期，小红的父亲被造反派拉到
单位里去隔离审查。
一天，造反派打电话通知张阿姨到单位里去一趟，说她丈夫畏罪自杀。
张阿姨不相信一向乐观开朗的丈夫会自杀，但性格懦弱的她却不敢要求验尸，甚至连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丈夫，糊里糊涂地同意造反派把尸体火化了。
张阿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她就小红这么一个女儿，怕将来给女儿在政治上背黑锅。所以不敢验尸，也不敢告诉小红，只好自己一个偷偷地背着人哭丈夫。
小红是从家门口造反派贴的标语上知道父亲死了，她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瞒着自己，使自己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从此与母亲不再说话。
到“一片红”插队时，小红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六九届第一批下乡的名额是云南，她二话不说就去云南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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