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春水拱裂了冰盖，水涨起来，托着破碎的冰排，漫上我们曾打开过的沙滩，沙滩下埋着水泥涵管。
北树林，布谷鸟一声又一声地叫得欢，岸上的水泵机也有劲地吼叫着，将江水从井里抽上了岸，白色的水柱喷射进水渠里。
水渠把流淌着的水，缓缓分流到筑起了稻埂的田地里。
1977年春，江边提水站引水成功，我们在北面沙土地上种了240亩水稻。
往年干旱的沙土地，此时盈满了水，就像一块一块彩色的玻璃，映着太阳、蓝天、白云、树林和拉水耙的人。
第一次在北面种水稻，感到比在西边种水稻舒服好多。
西边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水稻地头尽是湿地，就连地营子里也湿乎乎的，中午休息时裹着湿透的棉袄，即便是在太阳底下，也冷得浑身打颤。
北面有江边沙滩，有北树林，又靠在公路旁，中午休息时，有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去北树林里采蘑菇，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干脆骑车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再来干活也不迟。
晓晗和我坐在江边的大杨树下，她从兜里拿出一只馒头，掰开，再从一只瓶子里夹了一块上海带来的红腐乳，摊平在掰开的馒头里，合上，递给我。
生产队地远，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三的中午都是在地头吃饭的，我从来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几分钟吃完，倒头便睡。自从和晓晗谈恋爱后，只要这天是在一起干活，她就会在中午的干粮里弄点小花头，让人感到女人的细心和讲究。
嚼着红腐乳夹心馒头，看着眼前刚刚淌完冰排的黑龙江，水面平静得如同身后那些刚撒完稻籽的田池，倒映着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块的冰，点缀在微蓝的江上，悠悠地漂过。
晓晗问我：“最近给家里写信了吗？”
我说：“写了。”
“父母有没有谈到我们俩的事？”她又问。
“没有，我也没在信上提这事。”我告诉她。
“难道就一直这么下去？”她一边说着，一边帮自己也弄了个夹心馒头。
我吃着馒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来吧，或许时间长了，父母会认可我们的。”
晓晗看出我有点心烦，安慰我：“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怨你，怨只怨自己没这个命。”
我说：“别说什么命不命的，父母的意见要尊重，但天高皇帝远，我们在黑龙江，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晓晗不再吱声，见我吃完了，递给我水壶。那是她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压瘪了，又用黄豆放进去泡胀的军用水壶，
像个圆鼓鼓的手雷。
我看了笑着说：“这东西拿到上海去，上海人会以为是个新产品呢。”
晓晗也笑了：“瞎七搭八，上海人又不是戆大。”
我郑重其事地对晓晗说：“三年没回上海，我觉得自己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了。在老乡眼里我们不是农村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们又不是城里人。”
晓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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