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处理完毕军队的问题，杨坚把目光转向了文化教育事业。
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七日，为显示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杨坚亲自出席、并主持了由国子学主办的释奠仪式；仪式结束以后，由国子祭酒元善做了关于《孝经》的讲座，由太学博士马光做了关于《礼》的讲座，阐述了隋的治国伦理。
皇帝亲自出席释奠仪式，这可是件大事情（整个隋代，仅此一次），从这件事上不难得出隋要大力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结论。
至于杨坚收藏书籍一事，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只说一下这事儿最后取得的成就：隋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为历朝之最，但可惜最终多毁于战火；与之相比较，大唐藏书最多时仅有8万余卷，且有近3万卷为唐朝文人自著。
不得不说，杨坚虽然也是太学的毕业生，但其实是武将出身，完全称不上是个文化人，更像是个大老粗。不过，就这么一位大老粗，却在建立隋朝之后不久，还是有模有样的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杨坚做皇帝的头十年里，开皇三年（583），下达了动员老百姓学习文化知识的诏书；开皇五年（585），到孔子的老家一带挖来了六位大儒作太学博士，同时还在全国其它地方招来房晖、萧该等饱学之士。中央政府开了个好头，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起色。
但是，南北分裂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南朝，北方的文化水平远远不及南方，即使是杨坚重加礼遇的山东六位文人，也不见得有多高的水平，不像是大儒，更像是侏儒，被杨坚授予国子祭酒高职的元善，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出丑。
正如前文所说，杨坚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第一阶段，遇到了严重的师资问题。不过，在隋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因为，盛产文化人、时为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隋的领土了。
隋在灭陈的当年，把大批江南士人迁入京城大兴，这其中不乏隋急缺的合格教师。杨坚随即把他们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录用到中央各学术机构工作，对于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则被聘为地方教育机构的老师，很好地解决了师资问题。
如果说杨坚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了师资问题，那也太小看杨坚了。其实，杨坚堪称“制度之王”，长于制度建设，善于做些前所未有、后人常常借鉴之事，他更像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的雷锋般的前人。比如他已经做过的三省六部制、刑法体系设置等。如今，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杨坚又干了两件类似的事情。
一是搭下了六学格局的基本框架。隶属于国子监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与弘文馆、崇文馆一道，构成了著名的“六学二馆”，这是唐的最高学府，是比较成型的学校体系。但这一学校体系的构建，鼻祖却是杨坚。出于重视应用科学的目的，杨坚把书学和算学与地位高高在上的经学并立，置于传统的教育主管部门国子寺之下，使国子寺管理之学达到了五门，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加强了教育的归口管理。后来，唐把律学由大理寺移至国子监，完成了六学格局。
二是升格了教育主管部门的级别。自汉代以来，教育主管部门一直隶属于宗教事务管理的太常寺，行政级别最多只能算是厅局级；级别不高也还罢了，竟然还由宗教统辖，由此可见地位相当不堪。开皇十三年（593），杨坚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之人，他下令国子寺从此不再隶属于太常寺，并将其名字改为国子学，把教育主管部门独立了出来。这对文化教育事业来说，是一剂剂量超大的强心剂，影响极其深远。
杨坚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采取的措施影响有多么深远、取得的成绩有多大，让我们请魏征来做一个评价。魏征认为，杨坚“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魏征认为，隋的学习氛围相当浓厚，甚至可以称为是“学习型朝代”了，他认为中原地区的教育事业，在汉魏之后，到现在被杨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话出自唐朝名相、一代诤臣、素来说话不会拐弯抹角的魏征之口，可以想像，杨坚在教育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断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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