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志的咯咯笑声很难忘，前几年我在农村插队，常常独自愣在田埂上出神，回味着它，忘了抡锄头，结果被发现了。村支书说我脑袋里一定在琢磨着破坏的事情，他叫人扒了我裤子，把我吊在村口，弄开的嘴巴，狠狠地朝里面塞了一大把干草，再在另一头点燃，然后问我：“村北的大坝底下的口子是不是你挖的？招还是不招？”
我开不了口，因为那会儿嘴巴特充实。
他们认为我不招，棍子就朝我抡来，把我打个半死。
村书记火气可大了，抽掉我嘴里一半稻草，问：“到底说不说？”
我说“不是我。”
他就反驳：“成天在田埂上发呆，不琢磨坏事才怪！皮硬起来了呢！”
于是他们又用木棒对思想不进步的我教育了一顿。
最后见我不说话了，他们便认为我终于在教育下勇于承认了错误，还有改造的机会。后来他们把我的脑袋被剔成光圆，又拿了块牌子，写上“挖社会主义墙脚”，挂在我的脖子上。
今天，农场来了人，把我从黑忽忽的屋子里拖出。
“这是带我上哪呢？”我问。
“听说你以前是个部队教师？”
“恩。”
“大伙闷得慌，叫你来讲讲故事，讲得有趣不用挨揍。”
“讲什么呢？”
“你不是张国焘的勤务兵嘛，就讲讲他的事儿！”
大伙在村支书的院子里坐好，绳子的一端就系住院子中央大树干上，另一端系着我，我就像只狗一样蹲在院子中央。
村支书一屁股往椅子上坐，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说吧！”
我说：“格杀勿论，造他妈的反，革他妈的命，那我就开始了。”
大伙已经催了。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早年张国焘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关在狱中，那牢里共三人，食物少，大伙商议烤老鼠吃，他就十分反对，因为他察觉狱中并弄不到胡椒粉，味道散失不少，另外还有失他的身份，硬是不参加那次‘反封建的烧烤运动’，坐在一旁咽着口水。不料那夜是北洋政府大总统练枪的日子，觉得练活人太残忍，就命令御前带刀侍卫先到牢中毒死200个革命党，再拖到枪房。那些老鼠全都是吃过别的牢房的毒药刚折回来，结果三人吃了两口就顿时毙命。经过了这次生死考验，张国焘却不愿意总结，他认为这样的时代并没有留足时间给人思考性命，计划跟不上变化。于是他抓了一只没被毒死的老鼠，认为这是生物基因突变的造诣，计划跟不上变化，就体现在这里。他用泥浆搅拌了青苔，制成一种奇特泻药，喂那老鼠吃，那老鼠刚开始不吃，就在手心蹦蹦跳跳。看牢的两个兵觉得好玩，以为耍把戏，就蹲下来欣赏。结果那老鼠都市嗤牙裂齿，发了疯一样冲出铁窗，跑上了大街。一路跑一路泻下记号，到达革命者地下指挥室事，就拉得除了一张皮什么也不剩了，于是往地上一栽，四肢伸张，摆出了一个“共”字。同志们顿时明白，有兄弟遇难，赶紧呼吁社会各界，沿着鼠屎追到了大牢，干掉了那两个劳役，救出了他。
大伙哈哈笑，村支书带头拍手说：“向‘三家村’猛烈开火！奶奶的，你好棒，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我却没有理他的赞美，因为正忙着感悟了：从前我经过小王同志“精神系统”论的启发，对张国焘渐渐有了新的认识，如今讲到他，突然想起，即使当时他不逃西安，党与毛主席也已经原谅了他，他可以继续逍遥当个副主席，可他却偏偏要跑。
所以逃跑之于他，就是一种气质，他仿佛在与什么人在进行着尊严对抗，然而越逼真的情感，就越容易受挫，于是他为自己准备一扇逃生的随意门，一有挫折就溜。他嘴上对某物表达的情感越浓烈，他逃跑的欲望就越强。这是小王同志所说的“大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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