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大伙兴致阑珊，我都讲到没话讲。今天一切照旧，我蹲在地上，觉得自己该说点新鲜的，要不然小命不保。
“我当张国焘的勤务兵时，他是个生物学家。”我装出胸有成竹的慢理斯条。
还没讲两句，有人就打断了我，说：“你妈个纯扯蛋！”
“素质！”村支书拍着蒲扇，瞪着那人，说：“听他讲完！”
我很佩服村支书，他是这年代唯一讲素质的人，我才得以继续。
“有一回，他企图证明他一贯坚持的“黄土高原风成说”，出去考察，一连三日没有回来，急坏了守关的哨兵，按规定，受过批评的同志出关是要经过批准的，走时盖个章，回来注销又要一个章，哨兵才算尽了义务，到了第三日黄昏，他们拿着单子跑到问我：
“可怎么交代啊？汤姆，你给我找去，我请玉米棒你吃！老子豁出去了！”
“大漠黄沙，上哪找去？”我说。
“难是难，老子请客吃玉米棒还不成吗？”
“再等等吧。”
“等个屁，再等老子就要被枪毙了。”
说话间，我看见张国焘一瘸一拐地从门外走进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个姓蔡的党国军同行，与他大谈‘黄土高原地质混成说’。
“低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受春季缺水影响大否？”蔡同志问。
“不大。”张国焘答。
“我们那里，母猪上树比例与公猪搞同性恋比例竟成反比！”蔡同志说。
“看看夏季的情况吧。”张国焘劝他。
村支书再听不下去了，站起来问我：“扯你妈的蛋，翻译成汉语！”
我说：“意思是：共产党放松些了吗？没有。我们那里，条件虽已成熟，但不可轻举妄动。那就等夏天的运动会吧！”
大伙乐呵呵。
我继续说：“他当时告诉我这个，我听不懂，但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出去考察了，直到了第二年祭黄帝陵，他就跑了，所以科学家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到了最后我都不忘切题。
村支书觉得有道理，回屋睡觉了。
为了生存，回到黑屋后，我在脑中编了一大串类似的故事，完全可以出一本张生物学家的连续剧了。可惜没过多久，村子里放起了电影，老老小小的时间更好打发，没人再来听故事，我现今的待遇又不同了。
村支书严肃地说：“成天讲那些无聊故事，俗的代表就是你！用香港话说，你就是那个俗的楂fit人！”
他用香港脚跺我肚子，累了以后，才唤来了屋外的X个壮男，要把我拿去插秧。所谓插秧，就是X个男子把你从脚举起，倒插到水田里，妇女在岸上计时，就是数一百二十下，两分钟给换一回气，没死的再插，运气好的不被窒息死去，也不能高兴的早，夏季水中的一些怪虫繁盛，有时全家子沿着鼻孔进去，再把脑袋上的血吸干，先前有许多就这样被活活弄死。
六个大汉一用力，把我举到空中，往水田方向扛去。突然间采集到天空，应该是件值得快乐的事吧。以前每次苹果发芽，冠部撑破泥土，顶出一片全新的疏松，越过生命，令人不得不为之耳目一新，全身心在空气中懒散开来，沉醉在采集天空的自足，我就替它们高兴。现在天空离我更近了，感觉也越直观，像一床被子铺在我身上，我想蜷曲做睡眠姿势，却被迫不能弯曲，心灵却彻底开放了，我看见许多东西从我眼皮底上面掠过，来不及细数它们，就成了一段白色的记忆，我也似乎某种流体，与它们彼此呼应，没有声音。
经过麦田时，我又仿佛听见了那咯咯的笑声，清脆悦耳，久久没有散去，我突然觉得勇敢，闭上眼睛，做个深呼吸，任由要把我扛到哪去了。我想，李政委抱炸药时的那份无所谓然，也许也正是如此，他可能偷偷看过我与小王同志在田野里干那事，他可能觉得，那次连他自己也不能了解自己了。
那就这样吧，我想，反正活着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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