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压得很低，田野里起了一阵风。三嫂走得飞快，亏她穿着那么高跟的皮鞋，又是在这么一条破路上，竟然走得如此稳当。风起时，沙尘乱起，落叶纷飞。路边撂荒的地里，荒草们犹如受到了惊吓，神情慌乱，惊疑不定；又如遭遇了不测，东倒西歪，凄凄惶惶。庄稼地里正拔节生长的玉米和已经成熟的小麦，犹自强作镇定，但也难掩内心的不安，齐将疑惑的身子倾向风去的方向，似乎想探询点什么。
三嫂的心情随着荒草、庄稼和落叶起伏，慌乱、疑惑而高悬。
她知道，她和三哥撂荒了养老和育小这两块关系重大的责任地，报应是早迟都要来的。不是饿肚子，而是精神的虐杀。这是一种交互式的虐杀，在外务工的担心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学习和生活；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却伤心他们没得到应有的照顾、关心和爱护。她更知道，只要他们还在外一天，这种虐杀就永远不会消失。这是眼下农村最残酷的现实，家家都经历着，家家都痛苦着，却找不到解决之道。十多年来，三嫂一直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今日却仍然没找到答案。
每当听乡亲说起家里老人或儿女出了事故，三嫂心中都不由难过自责，仿佛那些事故都是她一手造成的似的。她觉得，是她把乡亲们带出来的，因此他们家里发生的任何不幸，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除了同情他们，为他们感伤之外，她又实在无力帮他们点什么。非但帮不了他们，她甚至连自己家里发生不幸，也常因鞭长莫及而无力解决。然而她却不自量力，十多年来，一直梦想着要为乡亲们——当然也为自己——彻底解决这养老和育小的难题。其实她不知道，这是眼下全中国所有农民工共同的宿命，岂是她一个弱女子能解决得了的？要想解决这两个难题，无外乎两条路：其一，政府放宽户籍政策，让有能耐的乡亲把亲人接出去；其二，政府加大招商力度，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让乡亲们能够就近就业。然而这两条路，在我贫穷的家乡，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得通！
“狗日的娟，是你吗？”
三嫂正心神不定地走着，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她。三嫂名叫苏娟，老人们都叫她“娟”，显得亲切。而在“娟”字前多加三个字叫她的，全天下就只有一个人：董婶。
董婶名叫董文翠，是我的一个堂婶，今年六十三岁，瘦高个子，高颧骨，深眼眶，褶子脸皮，两只眼睛和嗓门一样大。董婶的嘴巴在村里是名牌产品，一吆喝，卖的全是山货。
在董婶那一辈人看来，董婶是个绝顶的能干人。她不但会骂人，能骂得左邻右舍鸡飞狗跳，骂得村干部甘当缩头乌龟，而且很能做事，劳力比一般女人大，能顶个男人。农业社那会儿，一般女人出工，一个工作日只记八成，全村就她一人跟男人一样记十成。这一来因为她劳力大，能干男人干的活，二来也因为她会骂，骂得村干部不得不那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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