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有个乡俗，那就是每当有喜庆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大小事情，当事家庭总是喜欢摆上几席去庆祝庆祝。当然，在农村摆上几席也并不是象在城市那里摆上几席那么破费。特别在我们乡下，大部分食材都是出自自家的自留地，鸡鹅鸭都是自己养的。这个习俗好像是始自后公社时期，那时候农民除了耕田，别无其他地方可去，所以大家也乐得互相帮助，一听说村里有人办酒席，都会主动出来帮忙。通常是在生产队的谷棚里立个土炉灶，摆上几个大锅，附近的家庭搬来些饭桌及凳子，碗碟是村上吃大锅饭时遗留下来的，洗干净，这样一经摆布，一个简陋的谷棚就成了满好的餐宴埸所了。平时一个寂静的地方，也一下子便会活跃起来，小孩子们会在桌子之间互相追逐，妇女们会忙于洗菜切莱，几个男人会在新立起来的‘厨房’表现他们的厨艺。
现在的景况与公社时期不大相同。人们有的是去处，挣钱的挣钱，打麻雀的打麻雀，能够出来帮忙的人少了。况且人们的饮食方式也讲究多了，不再象以前那样随便，所以自家在村里料理餐宴的已经甚少了。
我今次大难不死，在妈妈的眼里是个天大的喜事。再说我也是个阔別了十年还乡的人，更何况入城之初我也曾干岀过多少成绩，乡镇里更是风传我在城市的生意做得如何如何之大，挣钱如何如何之多。如果不作些破费，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更莫说背后被人說闲话了。但妈妈毕竟是个挨过饥荒的人，节俭惯了。她是想把餐席做得又体面又省钱。她们婆媳俩于是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她们物色好了镇上较有名气的餐厅，找到了经理，提出了我们自备食材，餐厅少收食物这笔账，结果那经理应允了，其它收费也挺合理。
我家不缺疏菜鸡鹅鸭这类农产品。苹儿几年前以来一直耕有十多亩耕地，她还在后山里围了亩多山坡地养鸡。有一段很長的时间，这个家就是靠她耕种这十几亩地及养几百只鸡维持生活的。初时我怕她挨坏身体，极力劝她放弃部分耕地。因为我知道在我未出城的时候，人均只能管理三四亩农田。即便如此，耕种季节还是挺辛苦的，我的婶子十多年前就是在炎阳下湾着腰，背朝天地在田间插秧以至劳累过度晕倒过。但苹儿坚持说干得来。还笑我的思想巳落后潮流了。比如说吧，插秧那还需要背朝天一棵棵地插。到了耕种季节，到种籽公司去一趟，买几卷秧回来，站在田梗上就一撮一撮地往田里抛，大半个时辰就抛完一亩田的秧了。犁耙的活儿也被机耕取代了。稻谷还没转黄，收割队的包工头就已经来电话把收割工作承包下来了。更有一点她不大愿意宣扬，生怕别人知道后眼红，那就是政府现在不但不再征收公粮，还以二百多元一亩计算补贴给耕农。有田不耕才亏呢。
餐宴前的那一天，我们一家几个大人都到田间收获蔬菜，准备运去餐厅。几个婶嫂闻声也来帮忙。妇女们在一起，话题可多了。就在她们谈得不亦乐乎之际，三婶似乎若有所思，她的语调忽然间变得悲伤起来，她叹了一口气，情绪低落地说“如果桔儿还在，我们家或者偶尔也会有办个什么餐宴的时候，可是?”接着就流泪。傍边的人无不为之伤感，知道她又想起她的儿子桔儿来了。
三婶本来是个乐天派，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在改革开放之前，她一直在镇上的供销合作社当售货员，每月拿着三十六元的薪酬，虽然不丰厚，但比起生产队的二毫不到的劳动日値，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桔儿从小就很乖，二三岁的时候，他常常会在村头的榕树下等她下班回家，远远见到她，桔儿就会迊头赶上，抱住她的腿，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于是她就会抱起他，吻他，也有时会给他一些糖果。她会感觉到一天的完满。
桔儿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做过几年农活。后来跟着几个朋友到城市去发展。开始那两年他还经常打电话回来希望妈妈保重身体，还说等他挣了钱，就让妈妈安亨晚年。听儿子这么说，做妈妈的当然感到很安慰，心里觉得挺温暖的。心想辛苦了这么多年，看着就要挨出头了，做母亲的那个不是为了老来有儿子照料，有子孙送终？
后来桔儿逐渐地减少了通电话的次数而至最后失去了联系。三婶非常担心桔儿的安危。连做梦都呼叫着桔儿的名字。她托人在城市里打听桔儿的消息但是几年来一直没有他的音讯。直至有一日一个陌生的电话进来，先问她是否桔儿的母亲，然后告诉她，她的儿子桔儿因为xi毒而被拘留，对方也告诉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
三婶和村里的亲戚长辈相量后，决定将桔儿保赎出来。那时候供销合作社已经私有化，她也早巳经下岗了。她按照电话里所给的地址，几天后找到了拘留所。它是在市郊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拘留的房间与大门入口处相隔了三重铁闸。一个看护带着三婶到了二闸里面一个探访间等候着，那里离拘留房间很近，可以听到里间传来的各种声音，甚至可以闻到里面传来的腥臭气味。“给我一口吧，要么让我死好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三婶虽然听得出声音不是桔儿的声音，但那些近乎绝望的嚎叫，使她心里觉得一阵一阵的绞痛。
那个看护不久便带来了一个青年，三婶不敢相信他就是桔儿。他瘦瘦的个子，長头发，深眼窝，面上就剩下皮和骨头。三婶从脑海里搜索着她所熟悉的桔儿，二三岁时在榕树下等她回家，见到她就妈妈妈妈直叫的肥胖的那个桔儿，读小学时背着书包????跳跳，非常听话，非常可爱的那个桔儿，和在出城时身体结结实实的，非常孝顺母亲的那个桔儿。可就从来没有想到眼前那个瘦骨如柴的青年竟是桔儿。当三婶确认他就是桔儿后，他伤心地痛哭了起来“天呀，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以看得出桔儿当时心里也很复杂很矛盾。他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妈妈。他那一闪而过的良知使他感到内疚和罪过，但过来的一刻却又变得麻木不仁。他知道自己巳经不是那个充满孝心，立志去干一翻事业从而好好地孝顺母亲，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桔儿了。当了几年的瘾君子，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法回头。他曾经憎恨自己经不起引诱，误入歧途，不可自拔。但的时候他埋怨上天之不公平。但事实上上天对他并不薄，在他进城的头一二年，他轻易地找到一份工作，并且从在公司里当杂差一路提升至公司的副管，薪金也加了几倍。所不幸的是后来结识了几个自称是经营营销生意的人，自夸月入过万。这些人轮流请他作客，或入住豪华宾馆，或进出卡拉OK，一步一步地引诱他使用**粉，直至上他了瘾，后来就变成了他们的顾客，二年辛苦得来的积蓄全部‘回馈’了这么几个原来是卖‘粉’的du贩。自己的那份工作也因为后来过多的失职给丢掉了。从此就只能给那几个du贩‘走粉’以换取他du瘾上的需要，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他们的控制。
三婶交了保赎金，签了相关文件，及领取了相当量的镇静药品，然后听了管教官的几项提议及注意事项，就带着桔儿离开了拘留所。途中几度差点让桔儿遛走，好不容易才把桔儿带了回家。
几个亲人帮忙着把桔儿原来的房间整理好。因为戒毒的人都有暴力倾向，所以除了一个软床垫及床上用品外，其余的东西一概都搬走了。桔儿那天显得十分疲劳，镇静药物的作用使他安然地躺在床上。母子也能够沟通了。桔儿看来仍然有着极强烈的求生愿望。他同意将自己反锁在里面，希望与外界隔离直至戒掉毒瘾为止。但后来的几天情况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桔儿变得十分激动，老是对着反锁着的门拳打脚踢，哭闹着要出去。守护在外边的三婶看着自己的儿子象头猛兽一样被关在房间里，心里极不好受。
请来给桔儿助戒的西医给的除了镇静药外还是镇静药。后来就信了个老中医。这个老中医的方子满纸都是稀奇的中药，其中不缺麝香，沉香之类的昂贵药材。就这样折腾了五六个月，把三婶的所有积蓄都用完了。但三婶并不在乎钱财。她的心只想着桔儿能够康复，过正常人的生活。桔儿也变得很合作。每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他总是咬着牙根忍住，三婶看着儿子鼻涕口水直流的样子，伤心之余，也用好言语来安慰他。后来毒瘾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了。桔儿也不用反锁自己，他能与妈妈聊聊天，看看书了。就在她们母子感到庆幸的时候，桔儿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终于因尿闭症进了医院，从此便没有再活着回来。他死于肾脏功能失效及肝硬化，一种長期吸入**粉的并发症。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我只能来世报答了”。
可怜的三婶奔波了一生，以为养儿防老，却是落了个白头送黒头人。天也有不公的时候。但三婶还是感激上天能将桔儿送回她的身边，使她的儿子不至于死于异乡，更使她能够照顾，陪伴着儿子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程。这是她身为人母的惟一安慰。
在三婶的心中，桔儿并没有离开她，虽然几年都过去了，她吃饭的时候仍然给桔儿盛饭夹餸。在桔儿初离世的一段日子里，她说天天都会见到桔儿，他或坐在饭桌傍一起吃饭，或站在她的傍边陪着她。晚上也报梦说他不想投胎，因为转了世就会忘记了前世，也就见不到妈妈了。
我的妈妈见三婶越说越激动，就过来安慰她并且要我陪她回家去休息休息，我也顺便把几个萝卜，几个椰菜装到她的篮子里去，再帮她提着一起回家去了。
到第二天，餐宴的一切工作已准备就绪。傍晚时分，乡親们已陆续到了乡镇上的餐厅。虽说从村庄到乡镇才不过二三里路，但沒多少人选择步行，所以餐厅傍边的停車场就停放满了电单车及小汽车。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去了，餐厅里坐着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及童幼。当然也有中青年人，他们留在乡下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是在城市里打了个圈，做不成生意而又找不工作所以卷蓆而回的，有的是因为要照顾父母而离不开的，也有一部分是有意在乡下发展的。
餐宴的这个地方之前只不过是个四面无墙的农产品市场瓦架。后来市场搬迁到镇的东面去了，餐厅老闆就把靠近着他的餐厅这一段买了进来，封了四边的墙，略作内部装修，专门用于布裴式的餐宴。这个布裴间顶部并没有加封装饰，金字架，行木，红瓦都举目可见。
餐席其间处处都可以见到喜悦的面容。人们互相问好祝福，赞美着餐肴或者拉家常，热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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