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特殊之处便是在于他长期居住在大清，并且长时间执掌整个大清帝国海关权力，而海关的收入打破了整个帝国财政收入结构，这使得他的权力愈发高涨。居住在大清时间长的外国人没有赫德这么有权势，有权势的未必如他这般对大清帝国权力机构这么了解。
可以说赫德以及其麾下庞大的海关机构简直就是一个怪胎，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大清帝国实权要害部门都可以看到他闪动的身影。有人视他为良师益友，但却没少被他坑害过；有人则视他为寇仇，却不得不借助他——赫德的地位在于海关，而海关则是大清帝国最有钱的部门。
历史上李凤苞的官场悲剧就是赫德一手推动的，不巧的是王伯良在德国生活学习期间，李凤苞给予他的帮助不小。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李凤苞在定镇二舰的交易中吃回扣的，而像这样的官员在这个时代凤毛麟角，若是因为********充当替罪羊这就太让人扼腕叹息了。
想要让李凤苞避开购舰危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针对镇远舰因为钢材涨价和白银贬值的原因而修改原有合同之外，最要命的便是济远舰的问题——德意志帝国虽然热衷于争取海军战舰订单，但却对发展本国海军没有多少动力，引领战舰发展潮流的还是当属英法两国，济远舰是德意志帝国第一次设计制造穹甲巡洋舰，以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说定镇两舰的交易上大清国沾了点便宜，只是让德意志帝国造船企业获得了一些设计建造经验并且做了广告的话，那么济远舰就是完完全全的用清国的海军军费来为德国的军舰设计制造行业来埋单。其实这典型的就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例子，只是李鸿章和李凤苞两人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严重，济远舰是存在了不少问题被人抓住把柄穷追猛打也只能认栽。
想要避开济远舰在设计上的失败，这确实是有些超过了王伯良的能力范围之外——他可以取消撞角和鱼雷，甚至能够在一些机械方面给予好的建议，但是在战舰整体设计方面，他就显得相形见绌了。战舰设计是及其复杂的，一个人能力极为有限，他也没有成熟的团队支持，更何况他也没有这个时间。
不过好在根据王伯良的建议在定镇两舰上所作的改动至少能够节约二十五六万两银子，这就使得济远舰的经费大为宽裕。至少王伯良估计济远舰在建造完毕之后的排水量应该超过三千吨，可比原舰多出五六百吨，这样可以做的文章就更多了，若是可以狠心将鱼雷武器系统给砍掉……
“丹崖曾来信，建议心田你来设计三号舰……中堂大人估计朝廷不肯出银子来补齐三号和四号铁甲舰，估计除非再碰到什么难事需要战舰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朝廷才会想起给水师拨款，所以这三号舰的购舰款项除了定镇两舰的结余款项之外，总署那边会腾挪出一笔银子来……”
薛福成看着远方的大海毫不经意的说道：“丹崖那边已经知晓，正在与德商进行交涉。按照定镇两舰的造价来看，铁甲舰是造不成了只能建造快船，丹崖来信则是向中堂大人推荐你来设计这艘快船……”
“这没有什么问题，晚生在船型设计上还算是有些涉猎，不过将船型完善成一艘真正的巡洋舰设计图，这还是需要德意志帝国造船部门的协助……”王伯良非常痛快的便答应了下来，他与这个时代的那些顶尖舰船设计大师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少差距，但是若在船型、装甲布防、炮位设置等方面，他可以完爆这些大师们八条街
北洋水师的争议在后世太过出名了，而济远舰又是其中的焦点之一，各种军迷网站中对济远舰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讨论。托各种技术软件的福，各种新奇的设计比现在的战舰发展更加丰富十倍，不过这些设计真的要做成战舰那就很难说了。
王伯良也曾对后世网络上的各种战舰线图做过一番功夫，只是隔行如隔山，有很多东西他即便是看懂了也不明其意。水密隔舱等战舰内各种功能舱位的设计可以交给专业人士来干，他所需要决策的是舰载武器配备、装甲布局和动力方面的问题，这反倒是他最为擅长的。
尤其是济远舰的装甲布局最是受人诟病，穹甲巡洋舰也是刚刚出现不久，英国人自己都未曾在这方面修炼到大成境地，只不过在实践方面比德国人走得更远些罢了。只是在王伯良的眼中，所谓“穹甲”就等于是“穷人的装甲”，手中多出二十多万两银子，再加上谈判桌上能够使点盘外招之类的，他才不需要穹甲巡洋舰来装门面。
薛福成听后笑了笑：“心田真是博学多才！玉山兄不曾跟你说起这事也是怕耽搁你的学业，明年又是****之年，玉山兄还与中堂大人提及打算让你在科场上一显身手……”
王伯良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这其实是晚生自己的想法，老师虽觉得晚生学业尚未达到科场折桂的水平，不过却也想趁着晚生年轻先考一考，能否考中尚在其次，主要是先试试……”
“心田真是让人羡慕，某家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才刚刚考了个秀才，只是后来兵荒马乱的也无心进学就跟玉山兄一般只得弃之了……虽说能在科场上有所建树的人未必能够做好事情，不过有个好的出身入仕是很有好处的，也省却了不少麻烦……”薛福成微微笑着说道。
薛福成仅比周馥小一岁，不过却是个秀才出身，就是这样也比周馥的诸生出身要高一筹，只是个人境遇却比周馥要坎坷了些——不同于周馥从一开始当幕僚养家就服务于李鸿章，薛福成先从曾国藩，在曾国藩去世之后才跟着李鸿章，这样的一次周转便与周馥相比落了一乘。
其实以薛福成和周馥的才学根本配不上他们的出身，也许他们在跟随曾国藩或是李鸿章之后也有过继续考科举的事情，但是最终的出身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从他们两人的经历来看，科场的残酷性就表露无遗了——秀才和举人难考么？这两个级别的考试的偶然性绝对比不上省试，但即便如此两人依旧是折戟沉沙。
王伯良躬身说道：“其实晚生也是打算撞撞运气的，科场上的事情太过蹊跷，若非有个进士出身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学生反倒是愿意跟着老师和先生身后多多请教做些学问。可惜学生若不是因为出洋留学，哪怕是个诸生出身也无所谓，专心为中堂大人办事也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还不是甲午战败和庚子惨祸之后的大清国，出国留洋的人数量之少也就罢了，在官场上待遇也是平白比人低一头。前两年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于继任者曾纪泽办理交接事务归国返乡，在老家湖南简直就被当成卖国贼一般，当时郭嵩焘的官衔还在，但自巡抚以下地方官都敢对他不敬。
郭嵩焘好歹还是跟李鸿章与沈葆桢同榜进士，就因为当了首任驻外公使便落得如此下场，这中间固然有种种因素掺杂其中，但涉外人员的地位低下可见一斑。这种“歧视”落到王伯良的脑袋上就更为严重了，他们这批幼童可是从小出国求学的，按照保守派的眼光来看王伯良他们就是洋鬼子、番鬼……在盛军中虽然没有人敢直面这么贬损王伯良，但是有些军官对他的排斥他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原本王伯良也想多准备几年再考科举的，只是随着他的发展越来越顺利，隐然已经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圈子的成员了，随之而来的各种风声也开始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出身对他的限制。以前在他看来科举考试就像是买彩票的感觉，现在他的“洋翰林”出身老是给他找麻烦，这就让他下定决心去买“会试彩票”——老子还不到二十岁，三年买一次，碰上皇帝和老太太的好日子还有恩科，算算三十岁之前至少可以买上四次“会试彩票”，万一运气好蒙中一次那就赚大发了……
周馥和薛福成以及李鸿章等人虽然觉得王伯良参加会试的时机有些早了点，不过看他写得八股文也是四平八稳，水平还算可以，对他这么强烈要求“增加科场经验”的做法自然是表示支持。不过他们若是知道王伯良把考会试当成是买彩票，真不知道会怎么来收拾王伯良。
“你说的这些，玉山兄对中堂大人也通禀过了，你倒是认为把盛正营调入天津城就真的是替换练军么？薪如兄哪里会有这么好说话！”薛福成语重心长的说道：“中堂大人是希望你能够把盛正营练成一支真正与泰西军队不相上下的军队，薪如兄也是这么想的，是以才不愿意放在小站被其他营挤兑……”
王伯良来到盛正营后固然有努力结交其他同僚的心思，只是盛军的规模可比李鸿章的亲卫营要大多了，也更为复杂，亲卫营好歹还在李鸿章的眼皮子底下，老李时常会溜达两圈考核一二，冲着考核的奖赏亲卫营的军官们也会让王伯良搞搞“面子工程”。不过在王伯良来到盛军之后再照搬亲卫营那套就不好使了，他也只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来取得周盛传的信任，但是对于其他各营他就无能为力了。
这么一个“异类”铁定是要受到排挤的。也就是刚刚才露出这个苗头，李鸿章和周盛传便直接把盛正营从盛军“割裂”开，这才让王伯良能够继续以正常的方式训练盛正营。以前王伯良还以为李鸿章把他调入天津城是有拥兵自重的想法的，不过现在看来老李和周盛传还存了这么一层用意，这实在是让他刮目相看了。
“这些老师和周大人都未曾与晚生明言提及，看来晚生还是太过……”说完王伯良对薛福成拱手一辑非常感激的说道：“多谢先生能为晚生解惑……”
“心田，这你不用谢某家，要谢还是谢你拜了个好老师，跟了个好上司，中堂大人亦是对你期望甚高！”薛福成摆摆手说道：“这次中堂大人带你来想必玉山兄也对说过其中的用意了吧？”
王伯良恭敬的说道：“老师都叮嘱过了，不过在学生看来购舰如同买卖，英人过于傲慢，赫德又居心叵测，选择德意志帝国购舰在晚生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薛福成问道：“心田，你可知定镇两舰的经费何来？”
“理应是朝廷下拨的海防款项吧？”王伯良还真没仔细查过定镇两舰的购舰款项有什么蹊跷之处，他倒是记得后世因为定镇两舰的花费有过一次小争论，有人提出这两艘战舰最后的金额居然高达六百多万两，不过这显然站不住脚，因为购舰款项的历史文档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善，被人驳了个体无完肤。王伯良也不相信这两艘战舰会花费六百万两白银，若是老李吃了这么大的亏，就算要遮掩他肯定不会在日后的军火采购中这么倾向于德方厂商，而德国人也不会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
薛福成摇了摇头说道：“订购战舰的银子没有一两是从海关那边直接拨出来的，总理衙门和户部有款子，不过加起来不会超过八十万两，反倒是招商局提留款有不到九十万两，两淮商捐更是有一百万两，余者都是福建、四川那边出的……”
王伯良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定镇两舰这样的巨额战舰采购款项来源居然还有这么大的门道，这实在是让他太过惊讶了。所谓“福建、四川”款项不是老李坑蒙拐骗就是总理衙门做海防款来下拨，但招商局提留款和两淮商捐居然达到一百九十万两，朝廷虽然说不上是一毛不拔，但这“吝啬”的名声肯定是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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