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步入了20世纪30年代。（
绝宠腹黑妃）竞争导致许多中小电影企业倒闭，但同时也隐含了重新整合崛起的新兴力量。这一新的力量就是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公司的创办者罗明佑是一位颇有见地、雄心勃勃的电影实业家。他出生于广东富商家庭，对电影看重其“可兼教育实业之长”的功效。早在1918年求学北京大学之时，罗明佑就创办了真光电影院。注重选映有价值的影片。罗明佑的电影实业从影院业开始起步，到 1927年，他在北方五省已拥有了20余家电影院并创办了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罗明佑转向制片业，与老朋友黎民伟协商创办制片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公司也正处于经济困境中，二人一拍即合，用“华北”与“民新”联合拍片的方式推出了影片《故都春梦》。
联华在上海的工厂
《故都春梦》由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新人孙瑜执导。影片是一出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悲剧，揭示贪图权贵的人生态度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故都春梦》制作态度严肃，与世面上拳剑交加的武侠神怪片全然不同。一经试映反响热烈。该片的成功，坚定了罗明佑创办制片公司的决心。在华北、民新的基础上，罗明佑又合并大中华百合、上海影戏等制片公司正式向南京和香港两地政府注册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
地狱电影院）联华公司在京、港、沪三地设有四个制片厂，香港设总管理处。宣传、发行、放映均纳入到一体化经营的轨道。至此“联华”成为了中国首个带有托拉斯性质的联营体。
联华公司的突起，促使明星、天一等老牌公司在内部管理以及制片方向上作出大的调整，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在30年代前期演变为三足鼎立的态势。后来成立的“艺华”（1934）和“新华”（1935）成为了“两翼”。至此，中国电影“三足两翼”稳定格局得以形成，为中国电影在30年代跃上第一座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华成立之后，罗明佑狠抓国片复兴，启动“国片复兴运动”。明确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工作总纲。为此，罗明佑广罗人才，投拍影片，“从1930年底开始，联华以一月一片的速度推出《野草闲花》（孙瑜编导）、《恋爱与义务》（朱石麟编剧，卜万苍导演）、《一剪梅》（黄漪蹉编剧，卜万苍导演）、《自由魂》（孙瑜编剧，王次龙导演）、《桃花泣血记》（卜万苍编导）等11部故事片”。
这些影片都有较强的现实感，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其中描写青年人在爱情、事业上争取个性解放、自由选择的作品最为出色。（
勉传）像《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片的主演均由阮玲玉和金焰担任。由于所塑造的均是健康活泼、奋发有为的新青年形象，二人遂成为新时代的偶像，在青年观众群中很有号召力。
联华“国片复兴”推出的这批影片，在数量上并不占优，但由于注重艺术质量和社会意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获丰收。实际上，国片复兴运动虽然短暂，却为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次**——“新兴电影运动”的到来充当了前奏。
进入30年代的中国电影，由于联华公司的出现呈现出丰沛的活力，而在电影的技术层面，有声电影的试制是民族电影发展进步的又一个标尺。自1928年美国电影率先在《爵士歌王》中放声歌唱以来，有声便成为当时电影重大的技术命题。有声电影的发展历程一般分为“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个阶段。所谓“蜡盘发音”是指将声音录制于单独的蜡盘唱片上，再与胶片对位播放（同步）。中国电影的有声片试制，采用的是技术难度相对较小的“蜡盘发音”技术。1931年1月，明星影片公司与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合作，以“民众影片公司”的名义拍摄了《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历时半年耗资12万元，共制成1.3万尺胶片和18张蜡盘）。（
九尾猫妃）两个月之后，另一家电影公司——友联影片公司也以“一鸣有声电影公司”名义拍成蜡盘发声片《虞美人》。
在试制蜡盘有声片之后，大中国影片公司与暨南影片公司合作，租用外国技师和设备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的名义出品了《雨过天青》一片。三月之后，天一公司又租用美国技师和设备拍摄了《歌场春色》。直到1933年，享生影片公司最终使用国产录音设备拍成了《春潮》一片，完成了有声电影的试制进程。由于有声电影技术要求高，资金耗费大，在完成技术进程之后，中国电影的默片比例仍然较大，整个30年代中国电影都处于声片与默片并存的状况。这也是中国电影特有的一个电影历史现象。
从1932年开始，中国电影在创作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国片复兴运动开创的复兴局面被迅速拓展。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层面的“左翼文艺运动”直接影响和拉动电影创作产生的质变。1932年夏天，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位**员加入明星公司，随后阳翰笙、沈西荃、王莹等一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入电影圈，在创作上形成了一股合力。新兴电影运动前后延续了五年时间，出现了一批意识形态观点明确、社会批判意识强烈的电影作品。其中被称为“报春燕子”的《三个摩登女性》在1932年底完成，1933年元旦前夕公映。（
豪门鲜妻：腹黑总裁惹不得）
《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开始把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下层社会的痛苦生活、罢工工潮、社会动荡这些真实生活场景被摄入镜头之中。此前，国片复兴概念化的自由、个性被明确的阶级认同、社会革命的意识所取代，时代与社会使命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崇高主题。
《三个摩登女性》出现两个多月以后，“明星”出品的《狂流》以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更为直接的阶级斗争表现，出现于上海影坛。《狂流》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与《三个摩登女性》相比，《狂流》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它把1931年长江大洪水这一真实事件作为背景。在此背景之上，表现普通百姓与地主乡绅的尖锐斗争。《狂流》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滔滔洪水淹没了田园，高涨起来的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怒。《狂流》以更为直接、明确的现实主义态度关注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民生问题，暴露了社会矛盾，揭示了社会反抗和斗争，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意识已十分鲜明。在表现形式方面，《狂流》将新闻纪录片的实拍镜头与演员表演的剧情镜头剪辑一处。在真实性和视觉冲击力两个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狂流》之后，《城市之夜》（贺孟斧、冯紫墀编剧，费穆导演）、《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脂粉市场》（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母性之光》（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压迫》（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挣扎》（于定勋编剧，裘芑香导演）、《春蚕》（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小玩意》（孙瑜编导）、《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香草美人》（马文源、洪深编剧，陈铿然导演）、《恶邻》（李法西编剧，任彭年导演）等一大批新作问世。（
至尊邪仙）这些影片都表明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和现实主义态度，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追求，质量较好，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外片。（参见陆弘石：《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933年底，由于“艺华事件”的发生，新兴电影运动受到阻碍。直接的意识形态表达和公开的社会批判已不能再继续下去。新兴电影转向更广泛的题材面，表达趋于隐晦。这一阶段出现的作品有:《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女人》（史东山编导）、《神女》（吴永刚编导）、《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大路》（孙瑜编导）、《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风云儿女》（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乡愁》（沈西苓编导）、《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都表现出社会认识与思考的进一步成熟。在此之中，出现了代表中国默片艺术高峰的作品《神女》。《神女》将反差巨大的两个侧面（妓女与母亲），统一于一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底层女性形象。阮玲玉娴熟投入的表演更增添了神女形象的魅力，使之成为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的不朽经典。
此外，《姊妹花》和《渔光曲》也是这一阶段优秀的佳作。《姊妹花》是郑正秋的绝唱。郑正秋发挥他善于处理家庭情节剧的优势，将恩怨情仇熔铸一炉，加之影后蝴蝶一人兼饰大宝、二宝两角，颇有新意，引起轰动。自1934年2月13日起公映连映60天，一时成为上海电影圈的大事。《渔光曲》是国片复兴运动之中涌现的新人蔡楚生的力作，影片将童年友情与人生苦难融汇一体，在悲伤的情感抒发之中，揭示出世道的黑暗。影片于1934年6月14日首映，创连映84天的上线纪录。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获得荣誉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
到1936年，随着“华北事变”和“12·9”爱国学生运动的发生，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第一矛盾，新兴电影的指向也随之发生变化，演变为“国防电影运动”。1936年1月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并在1936年5月明确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以呼应1936年2月国防文学的提出）。因此，“国防电影”实际是“新兴电影运动”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延伸。“国防电影”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国防电影取义较广，凡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涉及到“民族危亡”这一时代处境的创作都可称国防电影。而狭义的国防电影主要指直接表现对敌斗争，呼吁民族危亡，奋起抗争的一类创作。
狭义的国防电影较有代表性的影片是《狼山喋血记》、《夜奔》、《壮志凌云》和《青年进行曲》。《狼山喋血记》是费穆导演的一部寓言体的国防电影，它把打狼保村的故事用以寓指中国抗战救国的民族斗争，形象地表现了抗战自救与妥协投降的不同结局。《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从反走私的侧面反映了抗战救国的时代主潮。《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直接展现了抗敌场面，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拼死斗争中，放大抗战主题。《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是一部有着“杀父”主题的反特除奸题材的国防电影。
广义的国防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上比狭义国防电影均高出一筹。广义的国防电影基本承续了“新兴电影”的现实主义特色，并兼涉了抗日救亡的内容，作品如《新旧上海》（洪深编剧，程步高导演）、《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小玲子》（欧阳予倩编剧，程步高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天作之合》（沈浮编导）、《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当数《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是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在发扬新兴电影现实主义表现传统的同时，《马路天使》将国破家亡的现实用东北流浪女小红与小芸的遭遇加以表现，在含泪的笑中把国破家亡的现实处境和黑恶势力、社会不公等问题复合呈现。《马路天使》调动多种喜剧手段，营造出抒情浓烈的喜剧氛围，较为成功地刻画了小陈、小红、小芸等人物群像。《马路天使》对声音手段的运用已成熟深入，是中国有声电影发展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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