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丘志中一挥手：“人家早就在造舆论，说你高价收买了我？哈哈！高价收买，穷公社的党委书记你开价多少呀？*员，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顶天立地，连诽谤也害怕，行吗？”
临走前，丘志中又一次叮嘱他：“赶快开个家庭会，发挥人才优势。趣* 你给我立下军令状，六个月不投产……”
“我把耳朵割了见你。”谢耀文拍着胸脯立下了军令状。
谢氏“五虎将”开了个神仙会。老二谢卓文在蕉岭东方红公社农械厂任技术员，他们承领了蕉岭县自行车轮框厂的部分任务。他是‘‘五虎将”中技艺最高，有一定办厂经验的“权威”，老四惠文、老五治文、老六安文，各有专长，惠文、治文善于设计，，熟悉机械，老六安文，在卓文身边，已经成为一名掌握电镀技术的熟练工。“五虎将”开神仙会，各抒己见。他们都热爱家乡，希望家乡早日摆脱贫困，后人可以在自己的故土安居乐业，再也不要象他们兄弟一样，长年在外漂泊。因此，都支持公社办工厂。鉴于兄弟分布情况和设计制造设备的有利条件，他们决定，在蕉岭搞机械设备，制造一套日产五百只轮框的流水线机械。这样，人材培训，机械设备，都在一个地方。谢耀文说：“这又是一次‘优选法’的胜利。”
到基建告一段落时，成型机，滚焊机、磨光机，电镀机，都一一安装完毕，全部设备都是谢氏兄弟为主的技术力盈设计或制造的。培训了三个月的技术骨干，全部回到新厂各自的岗位上。筹建时间已过六个月，机器全部开始运行，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谢耀文向丘志中立下的军令状，已到时间，他们榴见时，看见的不是剃刀下血淋淋的耳。朵，而是银光闪亮，落地声音铿锵的自行车轮框。
啊！心血开花了，这是梅江河边的一朵工业之花。它淡雅，素洁，细小，但馨香醉人。
“留下来当个厂长，怎么样？”有一天，丘志中这样单刀直入地问谢耀文。
“别开玩笑了，我这个人缺点太多，不适合这个岗位，请再选贤能。,谢耀文一拱手，“挑厂长最少也得是个党员。”
“我从不把个人看成高、大、全。你的缺点很多，优点也不少。时髦的说法叫‘优劣兼俱’。为什么一个社办厂都得党员当厂长呢？党章没有这一条。党委已经研究，要你当厂长。党的决定，你服从吧。”丘志中亮了底牌，又细声补充，“你想溜？不成。赶快组织班子罢，生产等着你们呢。”
谢耀文叹了一口粗气，烦闷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不走也行，但我这个厂长有没有权‘组阁’，委派车间主任和其他骨干？派来的支部书记，如果不懂业务，怎么办？”
“为什么不能‘组阁’?委派车问干部，制订规章制度，吸收和解聘工人，全由你作主。如果你是夏伯阳，我们公社目前又挑不出富尔曼诺夫这样的政委。我们随便派个党员，不懂业务，又自以为是，不把厂子搞垮了？”
“哈哈！”两个人都笑了。
“我把三个弟弟全都拉到厂里，他们当我的车间主任，你干不干?”谢耀文开始搞搜索战了。
“这是你的事，你职权范围的事。”丘志中说。
“我委派谢惠文当成型车间主任。”
“行，他跟你时间最久，技术上蛮有心眼，善于设计描图，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
“我委派谢治文当磨光车问主任。”
“好，他是个‘宰相’，今天的话叫助手。我知道，他不但有技术，还会团结人。”丘志中补充说。
“谢安文担任电镀车间主任。”
“对，他对电镀工艺特别有钻研。安排他当电镀车间主任，最能发挥他的才干。”
“你怎么对我们谢氏兄弟这么了解熟悉？”谢耀文瞳目结舌地问。
丘志中笑了；“谢耀文，别这样恭维我。我已经晚了几年。‘相逢已恨晚’，要不，你二哥卓文也不会跑到蕉岭去。你二哥是多好的人才呵。”
“我服了。”谢耀文频频点头。
”别说得过早，不见得。”丘志中摇头，“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
谢耀文说：“得回去和兄弟们商量后再提。”
第二天，谢耀文又找丘志中。
“怎么，想通了没有？”丘志中问。
谢耀文提出：”丘书记，你给我多少干部？”
“一个不给。”
“我们附近地区某工厂产值，利润，职工人数都和本厂差不多，他可有八十多个干部。”谢耀文说。
“不止呢？我记得有近百名管理人员。要这样，我们公社连我丘志中拉去也凑不了这个数。那我们只好早日关门。”
“我要两个怎么样?”谢耀文狡黠地问。
靠两个? ”这回是丘志中发愣了。确实，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为听错了。
“对！给我两个，一个供销，一个保管，连我这个厂长，就这三个脱产干部。其他，包括车间主任，都是生产人员。”谢耀文提出自己的设想征求丘书记的意见。
丘书记高兴地举起双手：“好，我举双手赞成。不够，以后再增加。耀文同志，我们这个企业，完全是三中全会后的产物，要敢于打破一切旧框框条条和一切旧传统习惯。闯出一条办企业的新路子来。”
停了一会，他又问道：“你们兄弟开过家庭会没有？”
谢耀文说：“我对他们说了，要求他们不脱离车间生产，带头执行工厂的规章制度。剩下一条，就是要把老赖派到我们厂来。”
老赖，即雁洋自行车轮框厂的前身农械厂的支部书记。他这个人不能说不干工作，就是缺少办法，不懂业务，把农械厂办成“死火厂”。当年谢耀文和谢惠文就是老赖的部下。
丘志中为谢耀文兄弟们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老赖也有对不起谢氏兄弟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计前嫌，主动提出把老赖派到厂里。这是老丘没有想到的。
“这件事，你们想得周到。他这个人，当了多年的基层干部，人还老实，但家里穷，负担重，现在年纪大，生活有困难，你们同意，让他去也好。只是有个前提，他不担负领导职务，去当你的部下，你们要同意，就这样办。”
这回是谢耀文受感动。同意老赖到工厂来，却又不给他职务，叫老赖当谢耀文的部下。老丘这一决定，谢耀文也是想不到的。
雁洋公社自行车轮框厂的“组阁”就这样完成了。它完全没有旧的框框条条，一反过去的某些陈腐观念，一切都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
谢氏兄弟并非完人，他们缺乏修养，有时还会大声责骂工人哩。你到他们工厂看看吧，唿隆唿隆，丁丁当当，哪是办公室，哪是车间，闹不清楚。只觉得一片喧嚣，一片忙乱，叫人烦躁不安。随着生产的发展，销路的扩大，用户的增加，工人增家了，从车间里挤到车间外，从车间外挤到办公室，厂长室门口，总之，矗高度密植，见缝插针”，工厂生产一天三班倒，什么时候走进卧室，外面都是噪音。
白天，不论什么时候，一踏进办公室，就是电报、电报，内容千篇一律；要贷，催贷。两辆载重卡车还停在公社院子里等着剐出厂的轮框，某厂又发电通知：运产品的汽车已经出发。
生意兴隆，业务兴旺，供不应求。表明雁洋自行车轮框厂日子好过，越办越火红，应该高兴。可是，、生产增加了，还是那些车间，那些操作台。人员从八十扩大到一百二十，从一百二十扩大到一百八十，从一百八十扩大到现在的三百多工人，还是三个脱产人员。三个脱产人员，供销员又长驻广州，不在厂内。车间主任，还是那儿位谢氏兄弟。你看谢耀文那忙碌劲，简直象屁股上了发条的机器人。这样，一不顺心，发毛了，训人了。一个对一百，哪里来那么多耐心？只图得一时的淋漓痛快，过后也悔不当初。可是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又发毛。有的新工人，从小说和电影中都熟悉粉碎“四人帮”后工业战线出了个乔厂长。比比乔厂长，谢耀文怎么样?”戴着草帽亲嘴——差得远哩。”这样，有人便说谢耀文兄弟不行，象资本家对待工人，多么严重！把纲上到顶啦。问题是，连谢耀文的外甥小刘也在一旁帮腔：“我耀舅没有人情味。”
这小刘，进过解放军“大学校”，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进厂后，厂长是舅舅，车间主任也是舅舅，不免产生优越感，工作也有点粗心大意。一次，他违反了操作规程，按规定要罚款。谢耀文交给大家讨论。许多工人都来说情，有个舅舅也提意见可否下不为例。谢耀文不同意，严肃地说：噬可开不得口，规章制度在于严，执行制度在于行。应该按规定罚款。”结果，罚了二十五元。后来，小刘由于身体条件不适应，调到工厂搞保卫。谢耀文又把他的工资降下来，不准他领生产工人的工资。
这些事，人们有褒有贬，褒者颂其德；贬者责其非。难得的是谢氏兄弟对于这些议论从不计较，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影响他们的情绪，动摇他们的信信。
不久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谢耀文家乡所在的生产大队的老支书，病势危急，送到县人民医院。谢耀文闻讯后，便把五弟治文叫来，细声吩咐：“听说老支书病情危急，我现在抽不开身，你代表我们兄弟到医院去探问。”
谢治文粗声瓮气应道。“我不去。”
“为什么?”哥哥问道。
靠我也抽不开身。”谢治文仍然是*回答。
谢耀文不生气，继续耐心说服弟弟。最后,谢治文接受哥哥的委托，带了好些营养补品和水果。
来到医院，走到老支书床头，只见他眼睛凹陷，双颧隆起，骨瘦如柴，病情严重。老夫人在床头掀起衫角抹眼泪，自己也不禁心酸。
“老支书，我来了，你认得我么？”治文俯脸细声细气地问。
老支书抬起头来，看了治文一眼，嘴角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笑意，点头说：“治文，好孩子，你来了。”
“三哥耀文要我代表我们兄弟向你问安，他本来要亲自来，但厂里太忙，实在走不开口”谢治文道明来意。
老支书又一次点点头：“谢谢。”
谢治文又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我们凡能办到的，都给你办，你不用操心。”
老支书摇摇头：“不敢，不敢，回去向你兄弟说，谢谢，我领情了。”
谢治文又说：“我三哥要我告诉你，你家里有困难，目前厂里生产也在发展，还得招工人。厂里已研究，如果你同意，婶子同意，就把阿珍送到工厂里来做工，虽说工资不高，但有个活计，家里买咸买淡的零花钱也就不用发愁了。”
老支书半天没吭声，只是泪如泉涌。沉默了一阵，他把干柴般的手伸出被窝来，握住治文的手，激动地说：“治文，我以往瞎了眼，看错了人，把好人当坏人，我对不起你—一家……”
谢治文把他的手塞回被窝里，好言劝抚道：“你不要提旧事，自找烦恼，过分伤心，影响健康。”
“坏！”老支书把头乱摇：“你不知道，我做了许多缺德事。你三哥耀文，就是我写的假材料让他脱军装的。以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老是把你们兄弟当作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搞得你们离乡背井，背着黑锅过日子……，今天，我向你悔过，求你们宽恕，反正，我在人世的日子剩下没几天了……”
“这些，我们全知道，我三哥也教育我们兄弟，这些历史陈帐，不要留下害子孙。你尽管安心养好身体。”谢治文站起来，向老支书告别，老支书不敢看他，把脸扭到墙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老支书告别人世前，曾无限感慨地对谢治文说：“治文，你们兄弟的事业如今正闹得火红。就怕我这样的人在世间不绝种，极左惯了的人，在党里党外，上头下头都有。说怕也不用怕，真金不怕烈火。小心一点就是了。”
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人老支书，在弥留时说的不是宗教徒式的忏悔，、而是告诫人们不要在顺利的时候忘乎所以，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谢耀文兄弟办工厂，从办厂时间、产值、产量、质量，利润各方面来看，都是青云直上的。但它却充满矛盾，处处碰到阻力，天天被人咒骂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拿比*还高的工资报酬”、“靠“老邓’发财的暴发户”、“雁洋公社新贵”，等等。后来，中央提倡劳动致富，技术致富，这方面的咒骂少了。他们又有新的“发明”，说谢氏兄弟都是“纨绔子弟”“花花太岁”，厂里的女工，他们都享有“初夜权”。够啦，谢氏兄弟难道真是社会上某些谣言公司所描绘的那种财色之徒吗？
工厂开办时，除了丘志中和当时的公社副书记陈振良、温华光、黄刚，以及当时的武装部长老丘，公社有多少人相信谢氏兄弟办的是生产单车轮框的工厂？丘志中为代表的公社党委不得不和谢氏兄弟签订了每年上交一万五千元利润的承包合同。后来，工厂生产日新月异，产值很快突破百万大关，谢氏兄弟眼看就要成为十万富翁。“怀疑派”在事实面前瞠目结舌。
在巨大财富面前，谢氏兄弟怎样呢？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纭：有人说他们准备购置日产进口豪华小轿车；有人说谢氏兄弟准备每人修建一幢舒适的小洋楼。众说纷纷，莫衷一是。
说实在话，如果执行合同，一年之内谢氏兄弟就可以变成十万富翁，这份合同的签订，是经过双方充分酝酿商议的。合同至少可以依约执行，尽管合同对集体利益将造成失误，但它也表明了公社党委对刚投产的这间工厂的前景和生命力估计过低。你能怨谢氏兄弟贪财吗？能认为他们获得一笔财富而“扭心事”吗？一纸合同，白纸黑字。一切都表明两厢情愿。但是，当生产正在迅猛发展，产值和利润的箭头一直向上冲刺的时候，丘志中和陈振良又来找谢氏兄弟了。
……
两位公社书记坐下来，好半天不开腔。究竟出什么事了？他们争吵了吗？确实，他们之间曾有激烈争吵。尤其是谢耀文，心地虽然开朗，但性情固执。争吵的结果，常常是老丘向耀文让步，或者是互相谅解。今天，党委书记亲自上门，并且坐了半天不说话，不用说，情况有些反常。
“书记，有什么指示尽管直说。”性格开朗的谢治文有点憋不住了。他常常善于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下打破僵局，促使凝滞的空气活跃。
“你们猜，你们先猜猜。”丘志中狡黠一笑，故意把底牌藏起来。
“不用猜，你是怕我们谢氏兄弟变成大富翁。我早就料到这一步。你尽管可以把牌底亮出来。”聪明的谢耀文把公社书记的来意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大笑起来。
丘志中一本正经说：“其实，这张底牌早晚总要亮出来的，我倒想摸一摸你们的底。开厂一年，除工资税收外，你们估计盈利多少？”
“十万。”谢耀文说。
两位书记立即竖起耳朵，瞪大眼睛，神态相当惊讶。
“十万。”这笔数目显然连丘志中都没有预料到。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中，跨进八十年代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之风，使得窒闷多年的中国大地处处呈现生机。在闷罐子里习惯了的人，他们好比罐头里挤压着的沙丁鱼，对外面刮来的风常常感到不理解，不习惯，不舒服，睁不开双眼。雁洋公社党委书记丘志中和他的战友可谓是改革潮流中的大智大勇者。但他们也不敢设想这个只有三个管理人员，剐刚投入生产的社办厂可以搞到一年十万元的利润。丘志中向谢氏兄弟表示：鉴于目前公社一级经济还很薄弱，集体和个人利益要尽可能互相兼顾，承包合同能否进一步修改？
谢耀文说。“这事，外面早议论开了。知道你们迟早会为承包合同的事上门来。就合同本身来说，它代表甲、乙双方的信誉，应该有效。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集体还很穷，个人没有必要在这样情况下拿过多的钱，我同意修改承包合同。”
谢氏兄弟都附和谢耀文的意见。于是，承包合同修改成“技术入股”。一九八二年的盈利按原来承包合同。谢氏兄弟可以得到十八万五千元。但是，合同修改后，他们每人只拿到九千九百元的技术分红和奖金。而集体却因此多得十八万五千元的利润。
集体从收入一万五千元到十八万五千元，个人从收入十八万五千元到每人只拿九千九百元，这一数字的对换，说明了谢氏兄弟这样的技术专业户有大局观念，能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久前，有人曾预亩丘志中将和谢耀文一起进法院，他们将和雁洋单车轮框厂一道身败名裂。天晓得，丘志中不但没倒，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还调到平远县任县委副书记兼代理县长，丘志中走后，又有人断言；丘志中一走，雁洋厂将垮台，“树倒猢狲散”。丘志中离开雁洋好几个月了，雁洋厂不是搬进了五千平方米的新厂房了吗？新任公社书记陈振良、副书记温华光和丘秋松三人，几乎每天都派一位领导到厂里参加碰头会。陈振良依然没有给雁洋厂派支部书记，而他却被工人称为“陈政委”。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不派人加强领导？陈振良风趣地说：“派个党员到工厂去就叫加强领导吗?”结果还是没有派去。从最近工厂的发展规模，以及来自本省和广西，福建、云南等地的催货电报，看来天气晴好，天下并没有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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